9月28日，上海、江蘇、浙江三地政府聯合公布了《上海大都市圈空間協同規劃》，明確了上海大都市圈空間范圍、發展定位、發展目標、主要任務，這不僅關乎著長三角的未來發展，也關乎著國家的未來發展。

自然條件

海灣是海洋伸入大陸的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講，寬度最長達90公里的長江口也可看作海灣，唯一與海灣不同的是，長江口的水是江水，不是海水。如果長江口作為海灣，那么，上海大都市圈在自然地形地貌構成上，就是“兩灣”加“一湖”，“兩灣”是長江口沿岸與杭州灣沿岸，“一湖”是太湖平原。

目前，上海大都市圈由上海市和江蘇、浙江兩省八個地市(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寧波、舟山、嘉興、湖州)組成，陸地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海域總面積4.7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第七次人口普查)7742萬人，2020年地區生產總值11.16萬億元。

在中國路橋技術落后的時代，與其說上海大都市圈，不如說是太湖平原都市圈，因為在跨江、跨海通道修通之前，上海大都市圈局限于作為太湖平原的組成部分，聯系緊密區域也是太湖周邊城市。在城市分工上，上海是門戶城市、中心城市，蘇錫常嘉湖是腹地、生產基地、后花園。

隨著中國路橋技術的發展，尤其杭州灣跨海通道、長江口跨江通道、舟山大陸連島工程相繼開工、竣工，上海大都市圈才擴大到長江口北岸、杭州灣南岸，最終形成了“1+8”城市為范圍的上海大都市圈。

在對外交通區位上，從長三角到北部灣沿岸港口城市是中國對外交通最為便捷的城市，長三角港口城市到日本、韓國、俄羅斯遠東、北美等地海上航線距離最短，南海沿岸港口城市到東南亞、澳洲、南亞、中東、歐洲、非洲等地海上航線距離最短。綜合考慮，上海大都市圈與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僅有兩個對內、對外交通最為便捷的都市圈。

相比而言，通往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青島、大連、天津比上海多出的海上距離分別為300海里、500海里、700海里，這使得上海進出口貨物在途時間、運輸費用遠比青島、大連、天津低，從而成為上海城市競爭力高于青島、大連、天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大都市圈與粵港澳大灣區相比，雖然在對外交通區位上各有千秋，難于比較，但在對內交通尤其對內水上交通方面，上海大都市圈遠比粵港澳大灣區優越：一方面，上海大都市圈地處中國沿海航線中部，上海港具有成為中國海港中心樞紐港的區位條件;另一方面，上海港腹地寬廣，通過長江和京杭大運河航道網絡，以及鐵路、公路、航空為輔助支撐，上海港間接腹地可以覆蓋中國大部分地區。

上海大都市圈“兩灣+一湖”的空間格局，使上海既有“兩灣”之海港(長江口——外高橋作業區、杭州灣——洋山港作業區)，又有以太湖平原為依托的直接腹地。在自然環境方面，“兩灣”外側的舟山群島，又使得夏秋季節西太平洋頻繁生成的臺風遇到舟山群島時要么改變方向，要么降低風速，從而使得上海大都市圈較少受臺風影響;上海大都市圈內抱太湖，猶如環抱“大水缸”，加上長江來水，使得上海大都市圈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水資源最充沛的都市圈之一。

發展前景

在都市圈經濟發展中，上海大都市圈的發展前景最被看好。

第一，上海大都市圈不僅經濟總量中國第一，而且都市圈各層級城鎮(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鎮)實力中國第一，并形成了完整的城鎮分工體系。上海大都市圈有中國第一的省級市(上海)、中國第一的地級市(蘇州)、中國第一的縣級市(昆山)、中國第一的鎮(玉山)。縣域經濟作為都市圈經濟基礎，縣域強全域強，上海大都市圈共有25個縣市，其中，19個縣市進入全國百強縣市。

第二，都市圈發展靠城市，城市發展靠實業，上海大都市圈擁有一批全國乃至全球領先產業集群。上海大都市圈制造業相對齊全，擁有較為完整產業鏈，且產業和企業的實力、競爭力超群。上海大都市圈不僅鋼鐵、石化、汽車、船舶、紡織、糧油、裝備制造、新能源(光伏、風電、儲能)、新能源汽車、信息技術、航空、航天、生物醫藥及高端醫療器械等產業集群和產業鏈位居全國乃至全球前列，而且擁有一批行業領先企業。

第三，科教資源是都市圈核心資源，也是最主要的創新資源，上海大都市圈經濟實力和競爭力強，來自于其擁有中國專業最齊全、體系最為完整的科教資源。科技創新體系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三個層次，主要分別對應于基礎理論研究、產業共性理論與技術研究、企業具體技術研究。與京津冀城市群相比，上海大都市圈不 僅擁有一流的基礎理論研究機構，還有一流的產業應用研究機構與企業開發研究機構;與粵港澳大灣區相比，上海大都市圈不僅擁有較強的企業開發研究機構，還有一流的理論基礎研究機構與產業應用研究機構。

第四，基礎設施支撐了都市圈對內對外聯系，尤其對外交通設施構成了都市圈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內容之一，上海大都市圈擁有世界一流港口群和機場群。多年來，上海港(外高橋作業區+洋山港作業區)集裝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貨郵吞吐量保持全國第一。

經濟文化底蘊

自“靖康事變”、趙宋都城遷到杭州(1127)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重心南移至長三角，中國經濟中心幾乎就在太湖周邊按照“杭州——蘇州——上海”軌跡轉移。近千年來，上海大都市圈經濟發展屢次遭遇滅頂之災，但屢次“春風吹又生”，充分展示了生存韌性，這對處于經濟下行階段的當下中國而言，是尤其需要弘揚的一種精神。

宋朝，靖康事變，趙宋都城移至杭州，不僅大批官宦匯聚到了太湖流域，而且中國封建鼎盛時期的各界精英集中到了太湖流域。諺語“蘇湖/常熟、天下足”在此時全國流傳，說明太湖流域的農業領先，并承擔了全國“糧倉”重任，依托京杭運河運送官糧的漕運愈加依賴太湖流域。以太湖流域為核心的長三角，開啟了長達近千年的中國經濟“龍頭”地位。

元朝，朝代更迭之時，遭遇元兵“屠城”的常州經濟遭遇了毀滅性打擊，但經濟快速復蘇的長三角依然保持了中國經濟的中心地位。元朝舉天下之力，于1283-1293年開通了通惠河(通州—北京)、會通河(臨清—東平)、濟州河(東平—濟寧)，拉直了跨越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的京杭運河，主要目的就是緊密地把政治中心元大都與經濟重鎮杭州、蘇州、湖州、嘉興等城市捆綁一起。

明朝，朱元璋搞出了一個江南版的“洪洞大槐樹移民”——“蘇州閶門洪武趕散”，導致太湖流域大量殷實家庭被驅趕到蘇北一帶;為了建設大明“兩天府”(應天府、順天府)，蘇州沉淀數百年的能工巧匠又以萬人為單位遷至南北京城，一度使得蘇州人去城空。盡管明初江南尤其蘇州遭遇到釜底抽薪式的人口、財富外流，但憑借民間商品經濟活力，依然不妨礙太湖流域經濟快速恢復并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地區。

明與宋唯一不同之處在于：宋時太湖流域以農耕為主，以“魚米之鄉”著稱，糧食是主要輸出貨物;明時太湖流域輸出貨物由糧食讓位給了經濟作物和手工商品，諺語“蘇湖/常熟、天下足”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長江中游的湖廣地區成為了中國“糧倉”。

清朝，在朝代更迭之時，現為上海大都市圈的江南望縣江陰、常熟、昆山、嘉定等，因抵制清軍入侵，均遭屠城，但當社會秩序穩定后，太湖平原經濟恢復迅速，并很快超越了前朝，太湖周邊五府(蘇州府、常州府、嘉興府、湖州府、松江府)成為了康乾時期的發達城市。匯聚了全國各地商幫的蘇州，儼然為中國經濟中心城市，連同縣城及下轄的集鎮，蘇州府形成了“府城——縣城——集鎮”三級城鎮群體;太湖平原稠密的水路網絡，把各個專業集鎮與蘇州、湖州、嘉興、常州等中心城市串連起來，分布于滬蘇浙交界地帶的朱家角、南潯、西塘、烏鎮、周莊、錦溪、千燈、同里、震澤、黎里、木瀆、甪直、東山、金庭等歷史文化名鎮，保留下來的古宅大院依然能夠看見當時工商業繁華留下的時代“烙印”;寧波、南潯、太湖洞庭等本地商幫和安徽、山西、廣東、江西等地商幫又把長三角尤其是太湖平原商品推銷到全國乃至全球各地。

晚清民國，中國大門被迫打開，上海大都市圈中的上海、寧波成為了最早一批的通商口岸，上海、寧波成為中國“海禁”政策后第一批對外開放城市。19世紀中葉，蘇南成為太平軍與清軍交戰主戰場后，蘇南大量工商資本轉移到上海，中國經濟中心也在19世紀中后后期由蘇州轉移到了上海，上海由此成為了中國最大工商業城市。寧波口岸開通，使得一些來源于西方世界的新業態、新經營模式、新產業落戶于寧波，中西兩種商業模式的直接碰撞，使得明清時代中國著名十大商幫唯獨寧波商幫完成了自我救贖，順利轉型到現代商業業態、現代經營模式，1949年后又延伸到香港、臺灣，包玉剛、安子介、邵逸夫、董浩云、張忠謀可以說是寧波商幫在港臺的杰出代表。南通、無錫、常州等城市均為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重要發祥地，一大批民族企業家在發展實業的同時，也推動了城市發展，如張謇對南通、榮氏兄弟(榮宗敬、榮德生)對無錫、劉國鈞對常州均作出了重要貢獻。

上海大都市圈不僅經濟基礎好，而且教育文化發達。中國“兩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籍貫城市排名最前十城市中，七個(上海、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寧波、嘉興)為上海都市圈城市。上海大都市圈開創了中國近代工業、近代商業、近代金融、近代教育、近代醫療之先河，經濟、教育、醫療、文化均處全國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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