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論壇(IFF)第16屆全球年會于2019年11月22-24日在廣州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本屆會議主題為“全球穩定：新變局、新發展”，邀請了近百名國際嘉賓參會。

在11月22日下午舉行的論壇成員閉門會上，IFF大會主席、第12屆全國政協主席周小川說，中美貿易戰、全球氣候變化是最大的變局，加上金融脫鉤、美國禁止對中國的部分投資往來，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挑戰。IFF應繼續加強金融合作，努力把自身打造成類似于G20的F20和T20(即金融20和智庫20)。

IFF聯合主席、歐洲理事會前主席、比利時前首相赫爾曼•范龍佩說，當前面臨的挑戰是全球氣候變化、金融穩定、全球公有與私有的債務危機;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技術，而是政治與政策，在一切都受政治影響的前提下，試著通過金融手段去補天，太困難了。

IFF聯合主席、韓國前總理、前聯合國大會主席韓升洙說，全球目前的金融問題和經濟問題，主要是政治引起的;IFF未來要高度關注Libra之類的電子貨幣和區塊鏈技術。

在IFF學術圓桌峰會上，論壇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原司長、南豐集團總裁梁錦松發表了對香港問題的見解。他說，香港發生的事情與目前世界的變化相關，比如智利、西班牙等地的暴亂;表面上看，其起因于半年前的引渡條例修訂，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以下三個全球趨勢：第一，傳統的階層斗爭。隨著全球科學與技術的進步，社會貨幣財富大增，而從里根和撒切爾時代開始，社會財富分配不平等，比如美國0.1%的人口控制了25%的財富，這在歷史上，只有1915年和1928年出現過兩次，這意味著什么?在香港，經濟體量小，大部分年輕人買不起房子。第二，年代鴻溝。二戰后至60年代出生的人，基本需要是能夠滿足的，心情舒暢;但現在的年輕人不行，除了基本需求，他們還要求自由、民主;青年人使用的媒體和交流平臺與我們也不一樣。看不到這些，就開不出正確的藥方。第三，不同體制的矛盾。香港是民主機制加自由經濟的混合體;中國經過40年的快速發展，導致西方國家領導層和學術界對大國關系的擔憂。

在這一環節，周小川說了幾個擔心：一是目前全球已經超低利率使貨幣政策沒有多少空間，且高負債是金融失去穩定性;二是中美貿易戰使全球GDP增長放緩;三是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和美國目前股市高企的泡沫，一旦破裂，引發連鎖反應;四是多年的貨幣量化寬松政策，使許多國家增加財政赤字，有可能引發危機。

以上因素疊加，使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加大，延續時間加長。而決策者認識不充分、準備不足，對過去應對危機(1997和2008年)政策工具面臨的環境變化未能充分領會。這些差異主要如下：首先，貨幣、財政政策調整空間非常小。現在歐元區、日本已經零利率，中國利率也已經很低。其次，過去IMF的作用很大，現在多邊國際金融等組織的力量被嚴重削弱。其三是部分國家忘了前兩次危機的痛，嚴重忽略金融崩盤的危害，采取極端措施追求經濟增長。其四是各國債務太高，近兩年又未能有效去杠桿。下一輪危機一旦發生，對全球是巨大挑戰。這不是單一因素引起的，是多因素復合交織導致的，這些問題還與目前惡化的政治、政策環境裹在一起，很難應對。

會上還有專家提出，要關注國際新機構帶來的債務增加問題;也要關注新機構帶來的資產增加造就的好處。有專家提出，二戰后西方的技術、資金優勢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結合，成就了發展;這些比較優勢，是動態發展的，中國從產業升級和技術(如5G、電子商務)正在趕上，對某些國家形成挑戰，發達國家不能抱殘守缺，要在改變產業空心化上多努力;發展中國家要在加快工業化、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多努力。

專家們還提到了中國與36個國家的貨幣互換后未能有效使用、全球經濟增長動能是否已經達到極限從而需要探索新的經濟增長理論等問題。

國際金融論壇(IFF)是總部設在中國的非營利、非官方獨立國際組織，被譽為全球金融領域的“F20 (Finance20)”。自2003年起，國際金融論壇每年定期召開全球年會，迄今已有來自全世界的1000多位政治、經濟、金融等領域的領袖人物和知名專家、學者參與年會并演講，參會人員高達1萬余人次。

本屆年會還專門設立了“全球金融系統：新全球化與全球治理”“全球貨幣未來：大數據、未來貨幣形式與金融監管”“全球貿易秩序變革趨勢與貨幣支付體系競爭”“全球科技創新和技術變革的影響”4場平行政策對話會議，深入探討新全球化時代未來發展方向、世界和中國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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