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的養老行業和銀發經濟，長期以來存在許多美好的想象，但更多的是誤解和困惑。

按照宏觀大邏輯看，中國自2000年前后就進入老齡化社會，與養老最密切相關的養老院、養老社區、康復輔具、適老用品等領域理應得到蓬勃發展，而且確實不斷受到中央、地方、企業、資本的支持和熱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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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十年后的今天，這些行業似乎并未如意料中如火如荼，反而苦苦支撐、舉步維艱。背后原因何在？如果我們追朔到最底層、最“第一性原理”的層面，就會發現社會各界在一個關鍵環節上出現偏差。

上述養老院、養老社區、康復輔具、適老用品是（或者“應該”）以高齡失能老人為剛性需求對象，許多研究報告媒體文章和政府政策規劃、企業投資決策，都以一個看似很龐大的4000萬失能老人數據為出發點，進而認為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既然是以這4000萬龐大人群為基礎，而且這個人群還將隨著中國老齡化加速而不斷擴大，那么只管把錢砸下去，未來一定會賺的盆滿缽滿。

但問題是，這個4000萬失能老人的數據是否真實可靠？而且以中國之大，各個省份的失能老人數量必然相差極大，企業又是否選對了具有足夠容量的區域市場？再進一步從時間軸來看，失能老人的數量不可能在過去和未來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保持穩定不變的線性增長，那么什么時間段增長慢，什么時間段增長快，由此帶來的增量機會最大？

這一系列問題，才是決定企業能否在老齡化時代成敗的關鍵。

探究失能老人真實數量：4000萬還是2000萬？

關于中國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數量，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數據——4063萬。公開新聞提到：“根據全國老齡辦、民政部、財政部2016年共同發布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結果,我國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萬人”。

按此數據發布前的2015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2.22億人推算，中國老人的失能率為18.30%；按2015年65歲及以上人口1.44億推算，中國老人失能率為28.24%。許多機構和公司由此推算養老床位、護理服務、老年用品等各個細分市場的潛在規模，此后又衍生出中國有4400萬失能老人這一數據，可能是根據上述4063萬的數據線性外推所得。

在此項數據之外，學術界和官方還做過多項調查統計。與4063萬失能老人、18.30%失能率接近的數據有：

2010年全國老齡辦《我國城鄉老年人口狀況追蹤調查》顯示，中國完全失能老年人規模為1208萬，完全失能老年人比例是6.80%。

2010年全國老齡辦、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全國城鄉失能老年人狀況》顯示，中國完全失能老年人規模為1080萬，完失能老年人比例是6.23%。

2020年中國保險行業協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聯合發布《2018-2019中國長期護理調研報告》，報告顯示，調查地區有4.8％老年人處于日常活動能力（即ADL）重度失能、7％處于中度失能狀態，總失能率為11.8％。

以上第一、二項數據僅統計完全失能老人，未計入中度、輕度失能老人，第三項數據僅統計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未計入輕度失能老人。假設在上述數據基礎上補足未計入的中度或輕度失能老人數據，最終得出的失能老人數據大概率是和4063萬失能老人、18.30%失能率相吻合的。

但除此之外，有多項調查統計顯示，中國失能老人的數量可能顯著低于上述數據。

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占比為2.95%（參照后文分析，此處“生活不能自理”應指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不包括輕度失能老人）。

2017年6月《人口學刊》的論文《我國失能老人數量及其結構的定量預測分析》（作者景躍軍、李涵、李元）測算，根據2011年北京大學“中國老年健康影響因素跟蹤調查“（CLHLS）得出的中國65歲及以上老人的加權平均失能率為10.48%（加權平均輕度失能率6.99%，加權平均中度失能率為1.50%，加權平均重度失能率2.07%）。

該研究測算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人的失能人口為1893萬人，中、重度失能老人為709萬人。據此推算，中國老人的失能率（包括輕度、中度、中度失能）2020年為7.45%（中、重度失能率2015年和2020年均為2.69%。）

2020年出版的《中國失能老人長期照護多元主體融合研究》（曹信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1月）估算，2020年中國失能老人數量為2628萬（包括輕度、中度、重度），其中中、重度失能老人為680萬。據此推算，2020年中國老人失能率9.95%，中度、重度失能率為2.58%。

另外，再從單個城市的老人失能率看，可以與上述數據相互參照。

以老齡化走在全國前列的北京為例，根據2021年9月公布的《北京市養老服務專項規劃（2021年-2035年）》中的“第51條 養老床位數缺口數計算方法”提到，近幾次全市老年人狀況抽查結果表明，北京老年人失能率為4.78%，中、重度失能率在其中占比70%，即中、重度失能老人在總體老人中占比3.35%。

再看另一個老齡化嚴重的城市上海，根據公開新聞，失能失智老人數量為63.65萬人，按戶籍常住老年人口算，上海老人失能率為14.6%；如果按常住老年人口算，失能率則為10.94%。

北京和上海兩個老齡化嚴重、高齡老人占比較高的城市，失能率基本上能代表全國的高線水平。再看部分全國其他省市老人的失能率，基本都在北京、上海的水平上下浮動。

在《農村失能老人照護問題研究》一書中披露了一項山東省2015年的調查統計，在17669個調查樣本中，60-69歲占56.92%，70-79歲占28.68%，80歲及以上占14.40%。其中完全自理的老人占89.30%，部分失能（半失能）老人占9.7%，完全失能老人占1%，失能、半失能老人合計10.7%。

大連市養老福利協會2013年《大連市老年人養老現狀與服務需求調查報告》顯示，大連市失能老人比例達到7.1%，輕度失能者占4.6%，中度失能者占0.5%，重度失能者占2%，合計7.1%；另外還有6.5%為潛在失能群體。

《河北社會發展報告（2021）》披露，2015年1%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樣本匯總數據顯示，河北省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失能率為3.07%。（推測應為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不含輕度失能老人）

《老齡政策調研（2018）》一書收錄了多個地方的失能老人數據。書中披露，云南省賓川縣60歲以上老人57229人，失能老人1247人，據此計算失能率為2.18%（推測應為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不含輕度失能老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州截至2017年底，60周歲以上老年人22.13萬人，失能失智老年人6408人，占3.56%。江西省萬安縣60歲以上人口4.06萬人，失能老人1722人，據此計算失能率為4.24%。

綜合上述來自地方一線的調研統計，老人總體上的失能率（包括輕度、中度、重度）在5%-11%之間，中度和重度失能率在1%-4之間，大部分集中在2-3%。

同時須注意到，東北和內陸的部分欠發達城市由于長期的年輕人口外流，高齡老人、失能老人的占比可能顯著高出其他城市，但因為其人口總量有限，應該不會對全國整體的老人失能率水平造成較大的誤差擾動。

至此，一個疑問仍然沒有解開，為什么上述數據在中國老人上差異如此之大？一組數據顯示中國老人失能率在18.30%，失能老人數量高達4000多萬，另一組數據則顯示中國老人失能率至多11%，失能老人僅在2000萬上下？

失能評定量表選擇不一致，是老人失能率差異較大、失能老人數量虛高的主因

導致各方調查統計對中國老人失能數據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是由于調查所選取的老人樣本廣泛分布于全國各地，誤差在所難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各方選取的失能老人評定量表并不統一，量表之間對失能老人的評定標準松緊不一，故導致最終數據差異較大。

有學者對此做過專門分析，以2016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為基礎，發現在三種不同量表的評定下，統計出的中國老人失能率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中國老齡社會的數據、事實與分析》）。

在Katz量表下，2016年中國老人完全自理占比89.81%，部分自理占比為7.69%，失能占比為2.51%，部分自理和失能合計占比10.20%。

在Barthel指數評定量表下，2016年中國老人輕度失能為14.35%，中度失能為1.16%，重度失能為1.27%，總體失能率合計16.78%。

在CLASS問卷量表11項測量指標下，2016年中國老人輕度失能率為21.1%，中度失能為1.05%，重度失能為1.18%，總體失能率合計為23.33%。

可以看到，在Barthel和CLASS兩種量表下的失能率分別為16.78%和23.33%，和前述中國4063萬失能老人、失能率18.30%（基數為60歲及以上老人數量）或28.24%（基數為65歲及以上老人）的數據較為接近，而與Katz量表下10.20%的數據相差較遠，說明不同量表對老人失能判定標準的松緊不同，是造成中國老人失能率差異的原因。

三種量表中，對老人失能判定最嚴格的當屬Katz。Katz是應用最廣泛的功能評價指數，其日常生活活動能力測定內容包括進食、穿衣、大小便控制、用廁、自主洗澡、床椅轉移等6項。

Barthel指數（the Barthelindex of ADL)對老人失能判定的松緊程度應該處于中間。Barthel是在1965年由美國人Dorother Barthel及Floorence Mahney設計并制訂的，是美國康復治療機構常用的一種ADL評定方法。包括：進食、洗澡、修飾、穿衣、控制大便、控制小便、如廁、床椅轉移、平地行走、上下樓梯等10項。與Katz相比，將控制大小便拆解成控制大便、控制小便兩項，增加了修飾、平地行走、上下樓梯三項。

CLASS問卷量表未在公開渠道查到詳細信息，可能是指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專門設計的量表。CLASS問卷量表中關于ADL狀況的測量指標有11項，比嚴格的Katz量表6項指標豐富很多，增加了打電話、吃藥等測量指標。

此外，還有一種更加寬松的“勞頓—布洛迪量表”，共設置14項評估指標，分為“日常生活身體活動能力量表”（Physic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PADL）和“日常生活利用工具能力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IADL），前者與Katz量表十分接近，為6項，即行走、洗澡、如廁、穿衣、進食、梳頭刷牙；后者有8項，包括使用交通工具、購物、做家務、做飯、打電話、自理經濟、服藥、洗衣。

CLASS問卷量表和勞頓—布洛迪量表，將打電話乃至使用交通工具、購物、自理經濟等廣泛內容納入評定范圍，如果從對老人的關懷角度來說，當然是一種值得肯定的進步，讓我們不僅僅關注老人生理層面的生活自理能力，更關注他們與社會連接的能力、與社會保持良性互動的能力。

但這樣一種明顯寬泛得多的失能判定標準，把許多生活能夠自理但不會使用手機、不會網絡購物的老人判定為輕度失能，從而大大擴大了“失能老人”的數量和比例。而使用手機、網絡購物、理財等對老人尤其是低齡老人來說是一項可以通過家人、社區、志愿者以及老年大學的培訓而快速習得的技能，并不是像穿衣、洗澡、如廁、大小便、床椅轉移這類由于身體機能下降而無法逆轉的喪失的生活功能，更不會像真正的中度和重度老人那樣，需要一系列專業的康復護理和產品配套。

前文之所以要將老人失能率進行輕度、中度、重度的劃分，正是因為三種失能程度老人的健康需求、醫護策略以及由此衍生的市場特性差異很大，對輕度失能老人應該加強康復鍛煉，助其恢復身體活動能力，推遲中度、重度失能狀態的來臨；對中度失能老人在提供康復鍛煉、推遲重度失能狀態來臨的同時，還需要加強生活輔助、失能護理和安全監測；對重度失能老人，重新返回健康狀態的概率已經不大，應重點做好排便、壓瘡等高危環節護理，并且引入安寧療護等臨終關懷服務。

但寬松的失能老人評定量表得出“膨脹”的失能老人數據，對于企業和社會來說，很容易造成一種誤解，以為此種大大擴充的“失能老人”還是以前那種臥床不起、生活起居都需要專人照料的失能老人，進而夸大中國失能老人對養老院、養老社區、康復輔具等的市場需求和行業規模，最終難免成為一場“需求泡沫”。

轉機：2025年后高齡老人加速增長，養老市場迎接新增量

2025年后75歲+高齡老人加速增長，與失能老人相關的市場轉機正在到來。

在此根據聯合國2019人口報告高生育率預期下的分年齡段數據，來看未來30年中國老年人口結構變化的大趨勢。

2020年時，75歲+人口近0.53億，在老年人口中僅占21.20%，此后5年緩慢增長，至2025年增長至0.67億，5年增量為1400萬，平均每年增加280萬。

但2025年后，中國75歲+老人將加速增長，至2050年達到1.98億，占全部老人的40.82%，相比2025年增加1.31億，平均每年增加524萬，幾乎是2020-2025年每年增量的2倍。

而隨著老年人的年齡增長，失能率將在75歲以后迅速提高。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城鄉各年齡段老年人失能率，60-74歲老人的失能率普遍很低，其中60-64歲為0.88%,65-69歲為1.51%，70-74歲為2.67%，進入75歲這個年齡界線后老人的失能率迅速提高，75-79歲為4.33%，80-84歲為7.97%，85-89歲為12.78%，90-94歲為20.96%，95-99歲為26.05%，100+歲為29.19%。

2025年開始，75歲+老人以及由此引發的失能老人數量加速增長，與此相關的需求必將迎來新一輪發展機遇。

但以中國之大，各地老齡化程度快慢不一，高齡老人和失能老人的數量必然存在極大差異，哪些地方將成為最有前景的養老市場呢？

通過全國31個省區的失能率數據和老年人口數量，可以估算出不同省區的失能老人數量，市場規模大小便一目了然。

根據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國31省區老人失能率（統計稱為“生活不能自理”，對照上文分析，可能僅包含中度、重度失能老人，不包含輕度失能老人）綜合來看，18個省區在3%-4%，9個省區在2%-3%；只有2個省區高于4%，分別是西藏5.45%，北京4.43%；只有一個省區在2%以下，即廣東1.8%。

失能率高不代表失能老人數量就多、養老市場就一定大，比如失能率最高的西藏，其老人數量是全國最少的省區之一。而失能率最低的廣東，雖然老人數量在全國居于中間位置，但其老人收入和地方財力排名全國前列，其市場規模自然不會落后。

雖然上述失能率數據來自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距今已過去十幾年，但考慮到中國老人醫療條件、健康水平在此期間有很大提高，失能率有下降的可能；同時由于高齡老人在2020年的占比相較于2010年有所提高，失能率又有提高的可能；所以綜合來看，兩相抵消后變動應該不大，在沒有最新數據的情況下，沿用2010年數據應該是大致符合當下失能率情況的。

以上述失能率數據結合2020年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據，可以得出2020年全國31省區的失能老人（中度和重度失能）數量。

31個省區的失能老人數量差異很大，四川、河南、山東、河北、江蘇的失能老人數量最多，都在40萬人以上，其中四川位居第一，為60萬人；湖南、安徽、湖北等13個省區的失能老人數量處于中等，在20萬至40萬人之間；廣西、北京、內蒙古等13個省區的失能老人相對較少，均在20萬人以下，最少的5個省區是新疆9萬人，海南5萬人，寧夏3萬人，青海3萬人，西藏2萬人。

決定各地失能老人市場規模的因素，除了失能老人數量外，還有失能老人的消費支出能力，當地長護險支出比例等。長護險目前僅在少量城市試點，對這些城市的失能老人市場規模具有重大影響，但對全國來說影響不大。與消費支出能力最直接的數據無疑是老人的養老金水平和子女的贍養支出水平，綜合各種調查統計，城鎮老人的養老金水平大致處于當地中等偏低收入水平，生活來源中來自子女的占1/4左右，農村老人養老金水平一般是城鎮老人的1/10-1/20，生活來源中的7成以上來自子女。

但目前缺少能量化子女贍養支出水平的可靠數據，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各地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做為衡量失能老人消費支出能力的測算數據。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了城鎮和農村兩個收入層面，避免了單一采用城市養老金或城市收入水平帶來的夸大市場規模的誤導。而且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既包含了老人收入，也包含其子女收入，某種程度上符合失能老人消費支出包括自身養老金和子女贍養支出的結構。當然，當下許多年輕人在經濟發達的一二線城市工作，父母仍留在經濟欠發達的老家，由此而來的收入統計很多時候并不在同一個省份，相關誤差在所難免。

下面在31省區失能老人數量的基礎上，加上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選用2020年數據），可估算出31個省區的失能老人市場規模。在2020年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的基礎上，全國31省區的失能老人市場規模可分為：

第一層次，規模在100億至200億元之間有12個省區，江蘇省最高，為192億元，山東次之為187億元，四川為159億元，上海為156億元，浙江為150億元；

第二層次，規模在30億至100億元之間有14個省區，排名前列的遼寧為98億元，重慶為67億元，陜西、云南均為64億元；

第三層次，規模在30億元以下的5個省區，與失能老人數量最少的5個省區重合，新疆為22億元，海南為13億元，寧夏為8億元，青海為5億元，西藏為4億元。

在未來與失能老人相關的市場發展中，全國區域格局將基本保持上述三個層次的特點，因為失能老人數量、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等底層因素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依然會保持慣性。而對于企業來說，從現在開始就應該在哪些地區重點布局深耕，已經一目了然。

關鍵詞： 農村老人 失能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