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1-5月，我國企業承接服務外包合同額7266億元，執行額4663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1.9%和14.6%。其中，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合同額4129億元，執行額263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3.2%和11.1%。

從業務結構看，1-5月，我國企業承接離岸信息技術外包(ITO)、業務流程外包(BPO)和知識流程外包(KPO)執行額分別為1157億元、477億元和1105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2%、11.2%和21.7%。

對此，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鄭偉分析，總體來看，前5個月，我國服務外包發展呈現快速反彈之勢，承接服務外包合同額和執行額均回歸兩位數增長區間，承接離岸業務的合同額和執行額實現開年以來的首次“雙十”增長。可以說，我國服務外包正從新冠肺炎疫情反復的影響中走出，穩步恢復常態化、高增長發展之路。

談及原因，鄭偉認為主要有三點：

一是隨著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服務外包企業聚集區域疫情防控取得積極成效，社會面已基本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服務外包企業得以加速復工達產，推動服務外包產業整體呈現快速復蘇之勢。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1-5月，全國37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總計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合同額3683億元，執行額2413億元，分別占全國總額的89.2%和91.4%。長三角地區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合同額1830億元，執行額1361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0.5%和12.1%，分別占全國總額的44.3%和51.6%。

二是面對疫情沖擊，國家層面快速作出決策應對，先后發布了一系列助企紓困政策措施，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例如，不久前國務院印發《關于扎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提出的稅款返還、減免房租、金融支持、緩繳社保等政策均極大惠及服務外包企業，這些都成為了推動廣大服務外包企業加快復蘇的重要推力。

從1-5月的數據看，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均實現了業務增長。其中，民營企業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766億元，占全國29.0%，同比增長34.6%，比全國平均增速高出23.5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企業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1234億元，同比增長10.3%，占全國46.8%。

三是隨著國外企業逐漸復工復產，業務需求大量恢復。中國作為服務外包產業大國，加之近年產業轉型升級步伐不斷加快、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已深深嵌入國際服務外包產業鏈之中，成為越來越多發包國開展業務合作的首選，離岸業務的合同額和執行額快速回升也就不難理解。

以下這組數據也可說明這一點：1-5月，我國承接中國香港、美國、歐盟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分別為601億元、519億元和352億元，合計占我國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的55.8%。我國承接RCEP成員國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630億元，同比增長8.5%，合計占我國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的23.9%。

在穩定增長的背后，我國服務外包企業發展亦面臨著一些問題和挑戰。記者日前從北京市海淀服務貿易與外包企業協會了解到，在近期協會對企業的相關調研中，企業反映的困難主要包括國際環境復雜多變、數據跨境流動合規風險增大、人力和辦公成本上升、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人才引進門檻高、高新技術研發費用高、匯率波動風險等。

在此背景下，接下來，我國服務外包發展應如何著力呢?

鄭偉建議，在政策層面，一方面，在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扎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的通知》的基礎上，各地各部門應加大調研力度，針對服務外包企業輕資產、規模小、資金少、人力成本高等特點，進一步細化政策舉措，重抓政策落實，讓政策真正成為解決服務外包企業復工復產進程中痛點、難點、堵點、卡點的“及時雨”。另一方面，應繼續加大政策支持和引導，推動服務外包產業特別是數字技術、人工智能、云計算、工業設計等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生產性服務外包與傳統產業融合發展，助力服務外包企業拓寬市場渠道，加快發展步伐。

鄭偉特別提到，服務外包示范城市是推動產業發展的主力軍，37個示范城市承接離岸業務的合同額和執行額均占總額九成左右，應加快示范城市在我國服務外包產業轉型升級、體制機制創新、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的引領和示范作用，在拓展海外業務方面發揮各自特色，形成發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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