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向來以高儲蓄率聞名于世，但近10年來，這種情況正在悄然發生變化。有統計顯示，中國居民杠桿率在過去10年由18%增長到了50%以上。從“愛存錢”到“愛借錢”，中國人的負債觀念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信用與負債

個人負債的歷史其實并不長。1949年，一位美國商人在紐約一家餐廳吃午餐，結賬時卻發現忘了帶錢包，恰好值班店長和他熟識，破例同意客人簽名記賬，才化解了他的這次尷尬。但這位美國商人卻從中發現了商機，并創造出一種空頭支付卡，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信用卡的前身。

不難理解，支撐個人負債的是個人信用。對金融機構來說，客戶的信用水平決定了他的負債金額和負債風險；對個人來說，信用拓展了個人的財富上限，可以追求更高的個人價值。

負債也并不是富人的專利。有“窮人的銀行家”之稱的尤努斯教授就認為，“造成窮困的根源并非懶惰或者缺乏智慧，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缺少資本。”在1976至1979年間，尤努斯在孟加拉國的喬布拉村進行試驗，以自己為擔保人向窮人們提供小額貸款，這個試驗成功地改變了大約500位借款人的生活。這也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普惠金融”的由來。

非理性負債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金融活動都要面對人性“非理性”的考驗，負債也是如此。理性、適度的負債對個人有幫助，而非理性負債則容易使人陷入財務危機。個人負債是否理性，我們通常用居民杠桿率來分析。一般來說，我們通常用（居民負債/GDP）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杠桿率水平。

根據國內券商研究機構的研究，截至2018年底，我國居民的杠桿率水平為50%左右，這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基本一致。IMF還認為，未來5年中國居民杠桿率水平將持續上升，預計到2023年達到61.3%，年均增速為2個百分點。即便中國居民杠桿率在5年后達到61.3%，其相對于美國（79%）、英國（88%）和日本（70%）依然有一定的差距。

但問題在于，中國居民杠桿率增長速度過快。根據歷史統計顯示，美國居民杠桿率由20%達到50%用了40年的時間，而中國居民杠桿率達到50%的水平只用了10年。個人負債過快的增長既體現了居民財富水平的提高，也蘊藏了一定的債務風險，因為中國人負債總額中很大一部分比例為“房屋貸款”。

過去20年，伴隨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國內房價出現了連續多年的上漲。特別是早年間貸款購房者享受到了按揭購房帶來的高溢價，賺錢效應使得更多人加入貸款購房的大軍。這就像“劇場理論”所描述的，前排觀眾站起來看戲，迫使后排觀眾也必須站起來，否則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觀察當前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剛性需求購房者有之，但也有加杠桿購房的投機者，還有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在“再不買就買不起”心態下，大幅提前購房時間。不難理解，少數投機行為加上大量年輕家庭因購房焦慮提前入市，導致了中國居民部門債務規模迅速膨脹。

負債要適度

中國居民杠桿率水平也有自己的國情。比如年輕家庭的貸款購房行為，背后常常有來自父母的資金支持，也許是提供購房首付款，也許是共同承擔月供。也就是說，房屋貸款的杠桿常常由2-3個家庭來共同承擔。

但無論如何，中國家庭部門杠桿水平的增速過快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上海財經大學田國強教授的研究團隊認為，當前不宜再宣傳家庭部門杠桿率不高，而應提示家庭在加杠桿的時候量力而為，充分考慮流動性收緊對生活的負面影響。

前文已經提到，衡量家庭的杠桿率水平，我們經常使用（居民負債/GDP）這一數據來衡量。但國內的實際杠桿率水平地區差異明顯。因此，對家庭和個人來說，衡量杠桿水平需要用另外的方法來衡量。

首先，我們可以用（家庭負債/家庭可支配收入）這一個公式來衡量家庭債務水平。

所謂家庭可支配收入，簡單理解就是家庭拿到手的收入，即需要在工資收入中扣除掉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公積金、個人所得稅等剩下的那部分。一般來說，（家庭負債/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不應超過100%，因為一旦突破100%將意味著家庭沒有儲蓄，長期寅吃卯糧極易陷入家庭財務困境。

其次，我們也可以使用（家庭負債/家庭流動性資產）這一公式來考察家庭債務水平。

簡單理解，家庭流動性資產就是居民儲蓄存款。根據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張明的測算，截至2017年末，國內居民貸款和居民儲蓄存款的比例已經超過60%。因此對單個家庭而言，如果（家庭負債/家庭流動性資產）比例超過60%，則意味著你的家庭杠桿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需要引起重視。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隨著“電子貨幣”時代的來臨，面對各種互聯網借貸產品，貸款者超前消費的“痛感”越來越低。很多人都是不經意間才發現自己竟然成了“負翁”。

因此，你準備好管理自己的負債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