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網貸監管存在四大難點分別是，平臺數量過多；散戶化問題嚴重；良性退出機制缺失；后續監管如何落地。

1月2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產業金融研究基地支持下《數字普惠視角下的金融科技發展評估——以P2P網貸為例》報告正式發布。中國社會科學院產業金融研究基地副秘書長陳文介紹了報告的詳細內容。

陳文介紹報告內容時表示，破局當前僵局仍需要解決以下四大難點：首先市場上的平臺數量仍然過多，網貸之家數據顯示，2018年市場上存續的平臺數量高達千余家左右，參考信托、支付、基金，無疑存續平臺數量過多，需要進一步減少平臺數量，而目前監管機構備案相關政策出臺的節湊點也取決于平臺的減少速度。

其次，P2P出借人群體的散戶化問題過于嚴重。P2P出借人的畫像與傳統投資理財產品的用戶畫像并不一樣。信托計劃、私募基金券商資產管理計劃的認購門檻均為100萬。銀行理財產品在“理財新規”后降至1萬元，也遠比P2P網貸平臺的起投金額高出不少。

再者，無風險退出機制如何構建問題。平臺的無風險退出是監管在真正落地備案之前需要重點考量的話題，否則，備案落地可能并不意味著行業風險告以段落，而會引爆密集的未備案平臺爆雷潮。目前平臺的被動退出大多參考非法集資事件處置的經驗開展工作,一旦上升到刑事問題,民事問題讓位于刑事問題,存量債權債務關系處置成為難題。引導平臺無風險退出的角度看,刑民結合的頂層設計必不可少。另外,銀保監推動四大AMC主動作為介入P2P風險化解,但如何真正落地仍需要觀察。

最后,P2P后續如何監管。國內金融機構的杠桿監管趨嚴趨勢短期之內無法轉,P2P作為完全沒有杠桿約束、實質從事金融業務的機構存在很難得到有效管。尤其是備案完成后預期P2P存續企業的控股權會發生密集變遷,背書能力更強的機構成為股東后，P2P行業的體量更加無法控制，政府可能會散失對于社會總融資額的控制能力。

針對此問題，《數字普惠視角下的金融科技發展評估——以P2P網貸為例》報告預測顯示，監管將P2P定型為信息中介的提法短期內不會變化，但監管未來會重提對于P2P的實繳注冊資本金要求，預測還認為未來也會存在對P2P事實上的杠桿率監管要求。

另外，報告還分析了網貸機構的主流轉型思路有：

1.海外業務布局，國內市場強監管的趨勢不可逆的情況下，部分機構以布局海外業務為契機，加速平臺轉型升級，具體表現為一類為出借端做的好的平臺，一類是借款端做的好的平臺。2.海外上市給平臺加碼，給平臺帶來品牌效應、合規效應、示范效應。3.轉型助貸機構，4.尋求良性退出。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還分析了互金整頓趨嚴下地下金融的死灰復燃狀況。報告認為地下金融死灰復燃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原現金貸的大量機構以及部分P2P平臺轉型做超利貸、套路貸,帶來了更大的社會問題。

此前的2017年12月,監管曾對現金貸直接下了禁令,發布《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明文規定:暫停發放無特定場景依托、無指定用途的網絡小額貸款,逐步壓縮存量業務,限期完成整改,并將利率紅線劃分至36%以下。嚴監管下,于趣店上市之時曾被推上風口的現金貸一度迅速跌落,為了合規備案,各存量現金貸的平臺紛紛轉型。其中主流的方向包括:布局線上線下場景,出海開拓東南亞業務、轉型做大額分期,也有通過會員卡、借條、回租分期等手段變相突破36%的法律紅線。

除了轉型的平臺外,在現金貸監管整頓一周年之后,可以發現部分現金貸以“超利貸”、“套路貸”的形式卷土重來。目前,市場并未對超利貸有一個統一定義,可以簡單理解為超級高利貸,又可看作為畸形現金貸;而套路貸則帶有一定的惡意欺詐性質。

根據某中型互金平臺對于超利貸發展的劃分,其可以分為這幾個階段:監管條例發布前,不管是正規非正規的渠道都在大肆發展現金貸,其中部分就存在超利貸現象;2017年底現金貸監管通知發布后,市場逐漸規范,行業亂象改善;但到2018年5、6月份,部分三四線城市漸漸出現一些地下貸小團隊,以貸款余額不超過500萬的體量在放款;到7、8月份時,超利貸平臺開始增加,并通過貸款超市平臺大肆推廣;9、10月份至今,市場超利貨放款行為愈濱愈烈。

目前超利貸放貸從業機構主要由如下幾個部分組成:

第一是一些地下小平臺包括民間高利貸、地下錢莊、借條、炒房團、土豪團構成,在江浙一帶發展最為瘋狂;第二是原先存量的現金貸平臺,監管對現金貸整頓后,其開始轉至地下通過不斷地建立馬甲公司;第三是部分P2P平臺,有在P2P體外從享超利貸業務的,也有完全放棄P2P備案以P2P資會對接超利貸資產的;第四是部分互聯網企業,以技術輸出、助貸為名,幫助大量資金方介入超利貸市場。在超利貸的野蠻發展中,還可以看到科技如果使用不當,會帶來的地下金融的野蠻膨脹。

正如部分超利貸從業人員表示,如果按照傳統的線下授信,幾百塊、幾千塊人民幣的授信額度根本無法做獲客、風控以及貸后管理,當時通過線上買流量、簡單的線上反欺詐風控、輔以智能催收手段,幾百塊、幾千塊的授信成為可能。由于年化100%-150%年化利率的現金貸平臺被整頓,而這部分小額零散資金的需求仍然存在,為超利貸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對于這些從業人員而言,由于時刻面臨監管整頓以及公安機關介入的查處,所以更講究短期逐利,通常追求的是兩個月以內就通過收益完成本金的回籠,這意味著其年化放貸利率高達1000甚至2000%以上。

另外，根據報告內容，自2018年6月份PP網貸出現大范圍爆雷潮后，大量平臺都面臨出借人續投率大幅度減少帶來的出借資金緊張,地下超利貸迎來了獲客的最好時間窗口。這些機構大量砸錢給作為引流梁道的貸款超市,線上線下大肆宣揚。

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2019年1月11日公布招股說明書的深圳合眾財富金融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旗下P2P平臺合眾e貸)為例,其2018年上半年現金貸業務收入在公司總收入中占比高達987%,現金貸交易規模在平臺成交總量中占比高達9346%,為典型的現金貸企業。截至2018年和2017年6月30日財年,合眾e貸的貸款年利率分別為7.06%至628.64%和3.28%至628.15%,年利率超過24%的貸款分別占共貸款總額的64.75%和38.29%,年利率超過36%的貸款分別占其貸款總額的37.67%和38.29%。

合眾e貸在現金貸當面的獲客主要依賴于融360的導流,占比為34%。9、10月份時,部分P2P機構回血后,重回資產端獲客時,才發現獲客渠道流量單價大輻度提升。前有36%利率紅線,后又獲客成本大幅提升,這也導部分已實質上已經對于合規備案心灰意冷的P2P網貸機構開始走上為超利貸提供資金,做起超利貸生意的路子。

最后報告分析了地下金融死灰復燃的機理認為，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整體上起到了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的作用,減少了金融監管套利的空間,有助于我國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健發展。

但也應當看到,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推進的過程中,加大了一些弱正規金融的合規成本，使得部分弱正覷金融開始放棄“陽光化”的努力,轉向了地下金融;而對于諸如銀行和助貸機構合作的規范,盡管客觀上防范了金融風險,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銀行在客戶下沉過程中“腿”和“手”的支撐,使得其被迫退出部分客群的服務,對于現有存量小微客群的服務成本可能有所上升。

如圖所示,互聯網金融整治過程中,弱正規金融部門服務小微的成本有所提高:一是限制弱正規金融部門的資金來源,如杜絕銀行、保險、私募等低成本資金渠道購買網絡小貸、P2P債權,開始規范網絡小貸的融資杠桿,將貸款出售和資產證券化的額度拿回表內計算杠桿;二是規范弱正規金融的增信措施，如P2P的風險準備金被叫停,平臺必須尋找高成本的外部增信措施;三是增加弱正規金融的運營成本,如P2P存管、信息披露等要求,在規范運營的同時加大了運營成本。

此外,正規金融開展小微的成本也有所提高,一個是對于助貸業務的規范,使得正規金融直接依托助貸服務機構放貸的模式受到阻礙,相關合規成本進一步提升;此外,在與助貸業務合作時,正規金融的核心風控不得外包,也就意味著正規金融對于風控系統進行投資,加大了開展普惠金融的運營成本。尤其是諸如網傳的互聯網貸款管理辦法,限制商業銀行通過線上異地授信不得超過余額的20%,而線上異地授信大多流向小微企業和個人消費者。

在正規金融和弱正規金融退出某些客群的服務時,金融的需求沒有消除，而是基于地下金融得以滿足。而金融科技在地下金融的應用,使得地下金融搶占市場成為可能。整體看來,我們認為當下的互聯網金融整治,在有效防范互聯網金融風險的同時,可能會帶來兩個不太理想的結果:一是正規金融和弱正規金融退出部分客群的服務,地下金融的服務范圍有所擴張;二是既有的正規金融和陽光化的民間金融服務群體承擔的成本有所上升。

實際上,由于弱正規金融的合規成本大幅度提升,可開展的業務種類大幅度減少,盈利空間大幅度減少甚至喪失了盈利能力,部分民間金融機構已經放棄了陽光化的努力,轉而開始地下金融服務。

以P2P為例,自2017年年初正式啟動備案以來,各家機構都忙于備案整改,滿足監管的各項要求。而在2018年6月份之后,行業對于備案預期的信心將至底部,部分機構從犧牲短期利益努力做到合規以實現備案后長期收益的心態轉變為短期內大賺一筆然后關閉退出的心態,市場秩序進一步紊亂。在本輪各地合規檢查完成之后清退違規平臺的浪潮中,不排除觀望心態中的平臺在目前的政策空窗期可能鋌而走險,轉向超利貸市場。

報告還提出了對于有序推進民間金融陽光化的建議，一是要解決無證上崗問題；二是要解決有進有退問題；三是要平衡風險防范和普惠金融價值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