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居民外遷現象對旅游社區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F有文獻對居民外遷現象主要從管理體制與社會調控的角度進行探索，主要基于單一數據源且以定性分析為主。本研究以鼓浪嶼為例，基于微觀問卷調研和人口普查數據，運用Logit模型，采取量化比對驗證的方法探究旅游社區居民外遷影響因素。研究發現:(1)居民對于公共服務設施的滿意程度顯著影響外遷意愿，對公共服務設施滿意度越低越傾向于外遷，工作地點和受教育程度也對居民外遷意愿產生一定影響;(2)居民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顯著影響其外遷行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居民較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居民更趨向于外遷，已婚居民較未婚居民更傾向于外遷。(3)外遷居民遷入地人口集聚密度與商業、文化、醫療及教育指數成正比，外遷居民更傾向于選擇搬到公共基礎設施更齊全、資源更豐富的地方居住。

基本結論

鑒于居民外遷影響因素的復雜性，本研究采用Logit模型進行分析，Logit模型是離散選擇模型之一，屬于多重變量分析的范疇，適合于研究不同因素對于居民外遷選擇的影響程度，研究說明了方法的有效性。推拉理論是研究人口流動和移民現象的基礎理論之一，這一理論不僅常用于研究國際間外來的資本投資與移民行為間的關系[20-21]，也適用于在國家層面上研究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機制[22-25]，亦能在城際的尺度下，研究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現象[26-27];在旅游學領域中應用這一理論解釋作為推力的游客出行的動機[28]、旅游目的地的拉力因素[29-31]、以及推力和拉力因素對游客旅游行為的影響[32]，本文綜合運用量化模型分析和推拉理論分析，從技術方法視角驗證了理論的適用性。

就遷出地而言，鼓浪嶼對于居民外遷行為同時存在著推力和拉力，對公共服務設施滿意高、未受過高等教育、工作地點在鼓浪嶼、婚姻狀況為未婚是居民外遷過程中鼓浪嶼對居民產生的拉力因素;反之，對公共服務設施滿意度低，受過高等教育、工作地點在鼓浪嶼島外、婚姻狀況為已婚是居民外遷過程中鼓浪嶼對居民產生的推力因素，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是遷入地對于鼓浪嶼居民外遷產生的拉力因素。

管理啟示

(1)公共服務設施不足、質量不高是鼓浪嶼居民外遷的重要因素。1993年廈門市政府提出“人口減法”政策，按“只準出、不準進”的原則更加嚴格控制鼓浪嶼人口機械增長，隨著人口數量減少，鼓浪嶼上公共服務設施也開始減少。1997年，三級乙等醫院——廈門市第二醫院部分科室搬離鼓浪嶼;2005年鼓浪嶼正式確定了“景區”定位，隨之開始有更多的居民配套服務設施遷出鼓浪嶼。2006年5月，廈門市第二醫院總部告別鼓浪嶼，至此，鼓浪嶼的醫療設施只剩下了二級甲等醫院——廈門市第一醫院(鼓浪嶼分部)。2008年8月，由于生源不足，廈門市重點高中——廈門市第二中學高中部遷離鼓浪嶼，鼓浪嶼上僅留下了初中部，總共只有7個班級，而鼓浪嶼島的生源僅足夠半個班。2009年，廈門演藝職業學院、中央音樂學院鼓浪嶼校區遷離;2010年廈門工藝美術學院大部分教學部門遷離。鼓浪嶼上公共服務設施尤其是醫院、學校等重要基礎設施質量不斷下降，難以滿足居民需求，是居民產生外遷意愿的重要因素，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提高鼓浪嶼對居民的吸引力，應當重視基礎設施更新。類似的對于城市中老舊街區的更新，早有學者提出過紳士化的方案，認為在城市更新過程中，需要調動市場和城市精英的積極性，協調原居民的意愿，實現城市更新[33]。G·貝特蘭多·博凡蒂尼提出舊城更新過程中，舊城不僅僅為了游客，更應該扮演“基礎設施”的角色，緩和臨時人口與常住居民之間在時空兩方面上發生的沖突[34]。對于鼓浪嶼來說，使社區更加宜居、減少社會沖突都是十分關鍵的問題。鼓浪嶼居民認為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排序依次為：商業設施、醫療設施、文化設施，在未來管理中應完善商業設施以便利居民的生活;提高島內醫療設施的質量以及居民島外就醫的便利程度，解決醫療設施缺乏的問題。已婚人群更傾向于離開鼓浪嶼，可能是因為組建家庭后產生的子女就學需求，提高鼓浪嶼內教育質量或者提高鼓浪嶼居民子女到島外上學的便利程度對于緩解居民外遷具有重要作用。

(2)通過對鼓浪嶼居民的觀察與訪談發現，在島上工作的居民多從事比較低端的服務業。本文研究發現，在鼓浪嶼外工作的居民更傾向于外遷，居民在當地的居住和就業有利于形成社區穩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往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更新過程忽略了更新地段豐富的社會生活和穩定的社會網絡[35]，而傳統居住點多以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為紐帶，是社區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36]。如何為鼓浪嶼居民創造并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是緩解居民外遷現象的關鍵。同時發現，受過高等教育的居民更傾向于外遷，結合鼓浪嶼實際情況可看出，提升鼓浪嶼業態，引進科研機構，是吸引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留下工作并居住的關鍵。

(3)在鼓浪嶼的后續發展中，對于弱勢群體權利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促進弱勢群體對規劃的參與，提高對空間的社會屬性和社會價值的關注[37]，避免城市更新中低收入居民失去謀生環境等問題;同時，保護社區原有的社會經濟和社會關系網絡，從社會、經濟、物質環境、法律法規等方面充分保障低收入居民的相關利益[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