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以來，我們國人對語言與文字的認識（語言學理論）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已習慣稱為中文漢語。在廣義概念上語言與文字可以兩者近似同意來理解使用，現實社會普遍存在的方言口語是指狹義的語言概念（傳統上也稱言語）。

表音文字（語言）是由拼音單詞與語法形式構成，并且得出結論認為——文字記錄語言。此上述觀點其實隱含有三條假設。第一是語言產生必然早于文字。第二語言不能指示或改變文字，即邏輯關系單向不能逆推。第三由于拼音組合為單詞才有實意，因此西方語言重視語法形式而忽略其他如音素（字母或語音）與符號的本身含意，自然傾向于語言與文字更或優先（本質是形式邏輯大于符號意義）。然而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卻表明，世界各地族群普遍有口語卻未必形成文字。古老悠久的文字系統卻長期指引或規范著廣大地域的各族語言趨向（語系與字符有趨同性傳播）。

漢語（以及漢族）稱謂始于漢朝統一，先秦以前夏商周三代皆稱雅言（當時河洛地區語音），漢語傳承前代雅言并有些變化稱為正音（此后發展完善為相對獨立的音韻學，相關具體內容另有前文論述——漢語音韻中隱藏的秘密以供參考），以后經過不同時期的延續演化成為今天的標準普通話。商周交替時期，文字及文言（范式）已完全成熟定型，也可以認為當時雅言與文字作為兩個系統相對存在使用，文字及文言（范式）作為整體系統一直長期規范雅言正音的持續演化，我們語言（包括各種方言）更多是在表示（指向）文字系統。

【資料圖】

已知文獻記載，周代太史籀整理所作有十五篇，此文字標準稱為大篆或籀文。先秦以前，有大篆、金文及方國多種形體等皆稱文(某些有專有用途與含義)，例如圖鳥蟲體、禹王碑文以及近代發現的甲骨文、東巴文等等。秦始皇帝兼并六國，天下統一（同時規定標準——車同軌，書同文，同律度量衡）。李斯等人參考借鑒大篆而創作小篆（李斯所作《蒼頡篇》、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毋敬所作《博學篇》，以及漢朝揚雄所《訓纂篇》，秦漢各有三倉及訓纂之書）。

禹王碑文

鳥蟲文

中文漢語的系統整理始于漢朝，許慎在其《說文解字》著作中說明揭示文字源流，條理分析解釋字義并且形音聯系，以文字演繹構建了大道宇宙體系（歸納提煉為五百四十部首，據形關聯音義，始一終亥順序）。文字是形音義三維一體，一字多(音)義通常表示在整體(字與字或字句關聯，乃至于上下句式)關系中詞性變化而多重字意(有待確定)。音通意近、音變義轉、形似意近是文字隱性規則。示例:東(dong）——杲(gao）——杳(yao），三者本義是日照(影）位置變化。冬與東(同音），東在此指春以及生發之意。杲與高(同音），杲有中正至高含意。杳與咬(同音)，杳即隱沒(行跡)不見。中文系統學習首先要以文或字作為基本單位——教學基礎核心，了解掌握文字本義以及多意延展。學習中文不同于表音語言（文字），不需要特別強調嚴格語法，并盡量減少組詞——造句教學方式。

在此摘選許慎《說文解字–敘》其中內容如下：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

以上這段內容蘊含了豐富信息與重大文化意義，主要大意是：伏羲氏易卦是最早的表意符號系統（創設八卦系統，并以萬物類象表示大道及宇宙萬物的變化），即文字的源頭或前身是卦符（自身內含象數理）。神農時期曾以結繩紀事方法管理社會事務，因逐漸不足表示或不易標識更多事物（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時期倉頡繼承發揚創造的初文（是指不可拆解的符號單元），其后再組合為字。六書次序為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上兌下乾的重卦名）揚于王庭。此段內容大意：觀察萬物的形體（象）性質作用等，在不同范疇（角度）有所發現并制定的表示形式即是書與契兩類，“書“是指在物體表面上書寫契刻文字及圖形，“契“是指相符契合（例如陰陽或榫卯相合）構造之物（其中部分契物涉及文字，大多數作為信物或契約憑證。總體而言“契物”有特定用途與意義）。以上書與契的方法（乃至科技工程）得到官方肯定推廣應用。

【易傳】有大量類似記載說明，坤為地（地勢坤即順）、坎為水（字形同卦象）。結繩作網罟，蓋取諸離（詳見易傳），離卦亦作羅卦，取象制器（形而下者謂之器，開物成務，以定天下之業）。由此可知，“難”字本意——徒手捕獲飛鳥所以難，古人訓化僅有雞鴨鵝類。網羅籠婁等工具，可以捕獲（收藏）飛走動植等物產。簡要概述，文字的經歷發展有卦符——書與契——文字六書（篆隸定形為楷體）演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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