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規范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進行集體學習。其中，資本被定性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是一個重大的經濟、政治、實踐和理論問題，“必須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資本的講話將有效提振各類資本，尤其是非國有資本，在我國持續經營的信心。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既是“兩個毫不動搖”大政方針在資本領域的具體體現，也表達了中央對于如何利用各類資本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路。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無論是什么類型的資本，只要其行為服從和服務于人民和國家利益，就應該在我國獲得發展的機會。

“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這個提法是在之前的“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基礎上的深化。“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仍然是當前工作的一個重點，但是最新的提法更加強調了正面激勵，體現了更加積極的態度，也為政府監管部門的工作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指引。資本可以健康發展，但不能無序擴張，“規范和引導”是前提、是方法，而服務于國家整體利益的“健康發展”是目的。

鼓勵資本服務于國家整體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對資本的認識有了很大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歷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以“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九為代表的一些個體工商戶大量雇傭工人，引發了社會對民營資本性質的討論。1983年，鄧小平指出，“有個別雇工超過了國務院的規定，這沖擊不了社會主義。只要方向正確，頭腦清醒，這個問題容易解決，十年、八年以后解決也來得及，沒什么危險。”從此，城市私營經濟逐漸得到發展。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鄉鎮企業”大量興起，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鄉鎮集體舉辦的企業，也有很多個人舉辦的企業，通過“掛靠”成為鄉鎮企業。之所以選擇產權關系不清的“掛靠”模式，部分原因就是當時國家對私人資本的嚴格限制。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國家對民營經濟的政策限制逐漸解除，產權清晰的民營企業相對于鄉鎮企業的競爭優勢逐漸體現出來，最終取代鄉鎮企業，成為非國有經濟的主體。事實證明，非國有資本同樣為經濟發展和解決就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只要是資本，就有逐利本性。在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混合資本等各種形態的資本中，除了國有資本，其他形態的資本幾乎都以增值為目的。國有資本歸根到底是為廣大人民服務，但保值增值也是對資本經營者日常考核的重要指標。因此，即使是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也需要認真研究如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

此次政治局集體學習，一方面肯定了資本在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繁榮發展的貢獻，同時也用大量篇幅論述了應如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包括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完善資本市場基礎制度;設立“紅綠燈”規則;提升資本治理效能;以及資本領域反腐敗，特別是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臺壟斷等背后的腐敗行為。明確指出“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的，要按照‘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的原則落實監管責任”。可見，在鼓勵資本健康發展的同時，對資本的監管不是要放松，而是要進一步落實。

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要鼓勵資本服務于國家整體利益。“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誠信文化，教育引導資本主體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信用信義、重社會責任，走人間正道”。資本具有逐利本性，不加約束的資本可能步入邪道，不擇手段謀取利潤，產生負面影響。監管的原則就是通過適當的制度和規則，使得市場主體的個體利益與國家利益保持基本一致。

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還要確保資本的擴張不會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國家體制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決不可被資本所影響甚至左右。資本還可能擴大收入不平等，對社會穩定形成隱患，需要建立適當的二次分配體系，在效率與公平之間進行權衡。

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也對政府監管部門自身的能力建設提出了要求。“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的原則強化了監管部門的責任，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現官員逃避監管責任的“懶政”現象。政府部門既要建立“親”“清”政商關系，也應該主動作為，加強與企業的溝通交流，努力改善營商環境，助力企業發展。

平臺經濟治理要步入常態

當前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是平臺經濟。平臺經濟屬于“新經濟”范疇，具有模式創新多和規模擴張快的特點，為政府的監管工作帶來巨大挑戰。在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平臺經濟就從無到有迅速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新產品層出不窮，在方便人們生活、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復雜的社會影響。

由于平臺的巨大能量，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在平臺經濟領域有特殊的意義。平臺既可以為社會創造巨大效益，也潛在地可以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簡單地抑制平臺經濟發展，會對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產生嚴重阻礙作用。反之，放任平臺無序擴張，也可能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患。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規范措施，引導平臺經濟追求資本回報和社會效益的共贏。

在早期，為了鼓勵民間創新和經濟發展，監管層為平臺經濟的成長提供了非常寬松的市場環境。在隱私保護、信息安全、反壟斷等方面，都采取了盡量不干預市場的態度。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矛盾在積累，最終導致了始于2020年下半年的平臺反壟斷高潮。在“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政策指引下，許多平臺企業的收購兼并行為受到了追加調查。

平臺治理終究要步入常態。平臺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也是我國少有的在國際上具有領先水平的領域，應該在政府的支持下繼續發展，不能因噎廢食，而是“要精準把握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的重點領域和重點對象，增強治理的預見性和敏捷度，發現風險早處置、早化解”。此次政治局集體學習既表達了對平臺經濟發展的支持，也對規范引導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平臺經濟天然具有一定的“贏家通吃”現象，資本規模巨大是常態而不是特例。雖然部分平臺的巨大規模看起來不利于社會穩定，但是其實往往都面臨激烈的現實競爭和潛在競爭，并沒有控制市場的能力。除了個別領域，我國平臺經濟的市場競爭總體上是比較充分的。個別平臺由于強烈的網絡外部性，利用先發優勢占領市場，其他平臺很難再進入，從而形成了一家獨大的局面。另外，一些平臺還大力建設數字“生態系統”，深入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帶來很多便利，但也有無邊界擴張的勢頭。

由于平臺的特殊性，需要專門研究適合平臺經濟的競爭政策和規制政策。與傳統經濟不同，平臺經濟的競爭可能不利于企業發揮網絡效應，因此在規范平臺資本時，必須在規模效應與充分競爭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或者探索二者得兼的市場格局。例如通過“互聯互通”規制，強制實現平臺間的兼容互操作，可以在保持甚至擴大網絡效應的同時，促使平臺企業提高服務質量，進行良性競爭，抑制個別資本集團的過度擴張。

我國實行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代表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絕對不能被資本所左右。經過適當的規范和引導，資本可以為我所用，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平臺經濟是當前規范引導資本的重要領域，平臺企業在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存在資本過度擴張的隱憂。通過研究平臺經濟的特點，采用科學的政府規制和反壟斷措施，可以在防范資本無序擴張的同時，促進平臺發展和科技創新。

關鍵詞： 國家整體利益 資本應當服務于國家整體利益 資本不能無序擴張 資本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