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屆上影節的媒體提前觀影場中，《不虛此行》的票是最緊張的，以至于官方限制了每個媒體的觀影名額，還早早通知我們最好至少提前20分鐘進場以免沒座。我覺得這種緊俏很有可能一是因為國產片、二是因為胡歌，可能二的因素還更多一些。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遺憾的是，這部電影并沒能讓大家覺得“不虛此行”，我不知道別人是不是和我有同感，但至少現場平淡的反應，不時退場的媒體人和我左右座掏出的手機也許能佐證我的這個感受。

這是一部從劇情到表演都非常平庸的電影。如果一句話總結，這部電影有點像是一個編劇在完成一個的命題作文：如何講好普通人的故事。

其實這個題目并不新鮮，也有過很多很成功的“范文”，但是編劇還是給自己降低了難度，他選擇寫的主角是一個編劇，然后這個編劇想要寫普通人的故事，于是他選擇去寫“觀察筆記”，去了兩個地方，動物園和火葬場，漸漸的這個不得志的編劇在火葬場認識了很多人，通過幫人寫悼詞寫了很多普通人的各自不一樣的一生，漸漸轉型成了一個悼詞作者，也在年近不惑的時候漸漸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很顯然，胡歌飾演的男主編劇是這部電影的編劇在自己身上的投射，至少片中的編劇還去火葬場觀察普通人，而這部電影的編劇到頭來還是在觀察“編劇”，花這么大的篇幅去寫自己，寫自己熟悉的這個行業的人的現狀和心路本身是對于“生活觀察”的一種偷懶和不自信的表現。而選擇職業悼詞撰寫者的視角展開故事、連接人物也是一種極大程度的“降低難度”的操作——大家都知道送別親人朋友、葬禮上、辦理后事的時候是見證悲歡離合的時刻，你可以把任何你想講的故事放進葬禮和“后事”的框架里，而主角和這些故事的相遇也不需要花腦筋去構建，因為在這個設定里，他只要“接單”就行了。一個電話，一次約見，就是一個新故事的開始。

在如此“減負”的故事構架下，如果編劇能夠輕裝上陣，把這幾個故事講好，把這座巨型城市里的蕓蕓眾生描寫的讓人有極大的代入感和共鳴，那也是值得鼓勵的。可惜，這一點電影也沒能做到。電影講述的這幾個平凡人故事都很虛浮，很泛，也許就是編劇左一個右一個收集來的故事，但是就和男主的演繹一樣，只有時間線和情節，卻沒有能帶進去，挖深入。

舉一個例子，片中黃磊演了一個角色，在北京扎根忙碌卻忽視了親情的中年人，為了表現他的這種“忙”，在和男主交流自己的父親時，他一直在輪流用自己的兩個手機回工作消息，回發語音，手機一直“叮叮叮”……這是一個非常生活化的場景，我們都經歷過，看到過這種人，然而，如此生活的一個場景，本可以寫得很鮮活，但編劇在這個場景里居然弄不出什么像樣的臺詞——黃磊一直在鏡頭里對著手機不停地說“好的，知道了”“這個事情就交給你做”……要知道后面為了講親情還專門給了鏡頭，男主是做鐵路相關工作的，這里卻連一點工作的代入感都做不到。

可以說，編劇自己的“觀察筆記”就像全篇都在通過別人的口稱贊、但我們沒能聽到什么的男主寫作的悼詞一樣，拿不出手——全片都是男主為了寫好悼詞，執拗地去挖掘他們人生的細節，但全片直到結尾，編劇卻沒能借男主的手寫出哪怕一段實實在在去講述他們人生故事的悼詞成稿（唯一的一段悼詞旁白還是抒情）包括和男主“同居”的那個男主想象中的主角“小尹”，除了用男主同款的低落緩慢語氣在家和男主說著“悼詞”版的相聲，直到他消失都是“面目模糊”的。

再說一下男主胡歌，作為滬圈無比珍視的“最后一個海派男主”，胡歌是被寄予了很大希望和給與了很多資源的。但是他本人和很多同期耀眼的電視明星一樣，在34-45的10年里陷入了“轉型大熒幕”的掙扎。客觀看待他在這部電影里的表現的話，只能說除了第一個故事里的那個中年女子，后面每一個故事里的對手戲都被蓋過，包括和他同一年齡段但起點遠不如他的白客，也是高下立現。給我的感覺，胡歌就像是在這個平庸的故事外面又套了一層僵硬的面具。

當下，“編劇”算是一門“顯學”，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把“文藝片”的故事交給“職業文藝青年”往往要壞事，因為他們太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一種膚淺的孤獨和自我表達抹去了故事真正的鮮活和共鳴——文藝調調四件套：抽煙、雜亂、頹喪和獨自哭泣，在文藝青年自我世界外的那個光怪陸離，嬉笑怒罵的廣闊世界里其實算不了什么。說到這里，我又忍不住想夸一下《漫長的季節》，還是忍一忍吧。

我個人的看法，這部電影如果作為電影學院的學生習作，可以打85分，但是如果作為主競賽單元的電影，顯然值得更好的表現。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