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釘釘推出免打擾的“下班模式”，引起關注。用戶可在下班后開啟該模式，手機將不再接收單聊、群聊等消息通知，劃分了打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區域。這可被視為互聯網大廠反內卷的最新動作，雖然普通用戶仍面臨著“你敢用嗎”的詰問。

互聯網大廠反內卷大概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內部的，比如取消996、取消周報，為自家員工減輕壓力;一種是外部的，比如上線反沉迷系統，幫助用戶緩解對平臺的依賴，釘釘的免打擾“下班模式”也屬此類。

眼下，人類與數字技術已經度過蜜月期，進入類似“七年之癢”的調整與適應階段。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不加辨析地使用數字技術有可能讓技術反客為主，而我們則會淪為數字幽靈的奴隸。

據媒體報道，在2021年建立的“反技術依賴”豆瓣小組內，成員有兩萬余人，他們擁抱技術帶來的便利，也不同程度地遭遇著“技進人退”：難以集中注意力、沒有真實可感的社交、大面積精神焦慮、被算法精準投喂商品、被同質化的信息裹挾等。

另外一篇報道指出，在現在的年輕人群體里，戒手機成了一門生意，不無怪誕的“手機隔離盒”成為熱銷產品。

在這些報道的評論區，總有人輕飄飄地表示“主要還是靠自制力”，言外之意，技術是無辜的，不能擺脫技術依賴，要怪用戶意志力軟弱。這是一種存在已久的技術中性論調，但卻并不準確。人與技術的關系比這些想當然的說法復雜得多，否則科技倫理就毫無存在和探討的必要了。

就在前幾天，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提出“倫理先行、依法依規、敏捷治理、立足國情、開放合作”的科技倫理治理要求，還明確了“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權利、堅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風險、保持公開透明”的科技倫理原則。

“技術是一柄雙刃劍”這句話，不一定只是針對遠在天邊的核技術、基因技術，也指向我們日用而不察的技術。

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一書里寫到：我們和技術之間形成的緊密聯系是雙向的。就在技術成為我們自身的外延時，我們也成了技術的外延。木匠把錘子拿在手中的時候，他用手能做的只有錘子能做的事情。那只手變成了釘釘子和拔釘子的工具。戰士把望遠鏡放在眼前的時候，他能看到的只有鏡頭允許他看到的東西。他的視野變遠了，卻對近處的景象視而不見了。

移動互聯網發展之初，我們體會到了隨時隨地可以辦公的便利，卻沒有意識到，“永遠在線”很快從福音變成詛咒，“隨時隨地可以辦公”淪為“隨時隨地不得不辦公”。很多打工人已經習慣了隨時進入工作的狀態，上班與下班、工作日與休息日的界限日益模糊。哪怕下班后需要處理的工作任務并不重，但“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我們的時間自主性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進而滋生出說不清道不明的焦慮和被剝奪感。

我們當然可以說，員工要有勇氣反抗過界的老板，但平臺的責任同樣不可低估。正如尼爾·波斯曼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指出的，每一種工具都有用一種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種方式構建世界的傾向，或者說它給一種事物賦予更高的價值。在數字經濟時代，如何看待勞動者的時間，不僅體現于老板的態度，也體現于辦公軟件、社交軟件的設計與算法。

從本質上說，世界上只有一種自由，就是支配時間的自由。人們理當享有時間免于被無限剝奪的自由，不管剝奪者是老板還是軟件。要捍衛時間自主權，光靠平臺的自覺依然不夠，還要有法律與監管的跟進。希望有一天，面對辦公軟件的“下班模式”，人們的反應不再是“員工敢用嗎”，而是“老板敢不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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