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部署了穩經濟一攬子措施，努力推動經濟回歸正常軌道、確保運行在合理區間。會議決定，實施6方面33項措施，其中包括財政金融相關政策、穩產業鏈供應鏈以及促消費和有效投資等。
一攬子穩經濟措施披露之后，備受市場關注。而在知名經濟學家、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看來，這次國常會所部署的一攬子措施中，有一個被外界忽視的重要信號——消費和投資的排序發生變化，促消費被置于投資之前，并且在投資的前面，還特別前綴了“有效”這一定語。
滕泰認為，這展現了決策層對于經濟增長驅動力之變的已經形成了明確的戰略共識，而如何在具體的落地方法和執行力度上進行探索，將會是接下來必須直面的問題。
在滕泰最新出版的《深度轉型：大分化時代中國怎么辦》一書中，他對一些長期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觀念進行了厘清，其中關于“后基建時代穩增長還能靠投資嗎?”的問題被置于首要位置。滕泰認為，在面對大分化格局之時，我們當下需要對于增長驅動力來源的進行重新的回答，對于消費驅動力位置的判斷，也需要以更大更開放的舉措來加以確認。
在新冠肺炎疫情壓力持續的當下，如何穩住經濟、為疫后經濟發展儲備能量成為當務之急。滕泰說，“疫情影響，到底哪里受傷最重?毫無疑問是居民消費和服務業。因此，我們當下亟需足夠力度的政策來穩消費、穩服務業。反之，如果藥用在其他地方，恐怕未來可能會導致經濟增長結構上的扭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各個國家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措施，比如美國財政部推出了累計5萬億美元刺激計劃，其中約2.93萬億美元是給美國民眾直接發現金;韓國向基層家庭發放9.1萬億韓元的緊急災難補助;不久前的中國香港疫情爆發之后，特區政府也作出了增撥70億港元購買物資、向居民發放大額港元消費券的安排。
滕泰提出，我們當下不妨可以在2020年從中央到地方推出的一系列促消費舉措基礎之上，以更大的力度發放萬億級規模的消費券或是收入補貼，以提振消費重啟內循環來幫助小微企業度過難關。
“我們還是應該信任市場的力量。讓市場自發把資源流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提前規劃。只有相信并順應市場的力量，才能夠真正穩住市場預期。”滕泰說。
【對話】
選項一：發放大規模的消費券
記者：針對目前特殊的市場狀況，有人呼吁需要“震撼彈”級別的政策利好。目前我們的政策工具箱里有什么選擇?
滕泰：今年所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減弱，這些壓力前所未有。
不過，從前期來看，我們應對這些下行壓力的政策還偏傳統;對消費促進的力度不夠;要真正對沖這么大的經濟下行壓力的話，一定要把重點放在穩消費上。為什么這么說?
以統計局公布的一季度數據為例，最終消費支出拉動GDP增長3.3個百分點，消費對于GDP的貢獻率為69.4%，這是需求側;在另一面的供給側，在當前的中國國民經濟結構中，服務業已經成為了最大產業，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源，并且服務業對GDP貢獻率呈現加速上升趨勢;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2019年，服務業在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上已經接近54%。
而在疫情防控壓力之下，消費和服務業這兩個地方受傷最重，我們的政策就需要對癥下藥;如果把這個藥用在其他的地方，最后就可能導致經濟增長結構的扭曲。
從這個方面來，我個人認為最有效的政策是從收入端發力，發放大規模的收入補貼。我在《深度轉型》一書前文引用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一個小鎮上，人們都沒生意做，年輕人也沒有就業機會，怎么去啟動這個小鎮?這個時候突然從外面來了一個旅行者，他拿了一百塊錢去住店，這個店家收到了一百塊錢以后，拿著錢去買肉、買食品。食品公司收到一百塊錢以后，又去交了孩子的學費，學校老師拿了錢以后又去買衣服……，這個小鎮經濟就循環起來了。
所以，只要消費起來、市場活躍了，這些中小微企業就保住了，因為大部分中小微企業都是直接面對消費者的。反過來，消費不活躍、市場需求不行，即便給企業減負稅，也還是保不住企業和就業。
所以從源頭上來看，要重新激活中國經濟，必須從消費入手。現在消費不行、需求低迷，我們的這些措施，就必須對癥下藥、把握重點。而且，規模力度要足夠大，才能夠看到明顯的效果。
記者：如果要有超常規的收入補貼，錢從哪里來?
滕泰：如果是大規模的消費券或者是消費補貼，一個重要資金來源就是可以把過去幾年用來穩投資的一部分錢，用來穩消費。我們過去可以花三、五萬億乃至是十幾萬億去搞基建投資。為什么不能拿一兩萬億來穩消費呢?
只要把我們花在投資上的一部分錢用在消費上，就會起到幾倍的效果。現在據我們計算，一分消費券補貼可以產生五倍以上的乘數效應，而投資的乘數效應在很多地區已經低于1。
此外，還可以用些多種方法籌集資金。比如說除了傳統的赤字、專項債之外，還可以考慮用國有企業分紅或者是出售國有股權的方式來籌集的消費資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這是發揮了更好的作用。
記者：但也有認為，投資驅動的效果更為立竿見影。
滕泰：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投資所帶來的的邊際效應已經在逐年遞減。目前中國已經走過了快速城鎮化快速城鎮化階段，不論是住房投資還是基礎設施投資，還是企業的廠房設備投資，都進入一個維護性投資階段。
當然，過去我們還是比較依賴投資驅動，因為相比消費驅動，投資驅動更好計劃、調動，也更好掌握，但錢發給老百姓，怎么花就老百姓說了算了，不如投資由政府掌控。但是，我們其實要想穩住市場經濟，歸根到底還是需要信任消費者和市場的力量。讓市場自發把資源流動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只相信政府的規劃。只有順應市場的力量，才能夠真正穩住市場預期。
應該看到，當前已經不具備靠投資驅動經濟的現實環境，繼續擴張投資還可能帶來更多虧損項目和政府債務，因此未來必然會轉向消費驅動。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夠看到，在這次國常會上，把“促消費”戰略性地放在投資前面，而且投資前面還加了定語，必須是有效投資。以穩消費、促消費為主要動力源來拉動經濟，已經逐漸形成戰略共識，只是說，未來在決心、力度、方法上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選項二：大幅度降息
記者：受到疫情影響，近期出臺了一攬子貨幣寬松舉措。如何看待政策效果?
滕泰：縱觀全球，我們能夠看到，自從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無論是歐洲、美國、日本都迅速大幅降息，甚至一些國家還降到零利率、負利率。可以看到，經濟壓力最大的時候，低利率是市場化經濟體的標配。簡單來看，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面對經濟下行貨幣政策所采取的就兩招，一個是降息，一個是量化寬松。
應該說，相比之下，中國近年來的利率變化并不算大，我們更多是選擇了降息之外的其他精準舉措。但是，在當前巨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之下，貨幣政策可以選擇一些超常規手段了。這些年來，政策工具箱中很多工具都發揮了作用，不過，我們還有一個最重大、也是最有效的工具幾乎沒有使用，那就是降息。
從經濟學上來看，在任何國家，貨幣政策都是總量政策。總量政策就意味著主要管總量，要把流向和結構交給市場來解決。就好比說長江源頭的水，如果你想把它引流到稻田里面，它必須得經過大河、小河最后才能到達田間地頭。如果想把長江、黃河里的水繞過各種干流、支流、小河、渠道直接滴灌到田間地頭，這是不現實的。
記者：美國近期出現的高通脹和美聯儲的加息應對措施，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滕泰：美國出現高通脹是一系列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它是美聯儲連續十三年超發貨幣的滯后反應，我們判斷，起碼還需要三年以上的吸收。當然，還有供給方面的因素，比如說原材料供給的沖擊、工資上漲的影響，又比如說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還有全球供應鏈的結構調整、俄烏戰爭等等，這些都是導致美國出現高通脹的原因。
在這么多層的影響下，美聯儲通過加息來收縮需求有一定的效用，但未必能如他們所期望那樣快速降低通脹率。
但就中國經濟影響來看，我們目前CPI在2%以下，并沒有那么大的通脹壓力，相反，我們面臨著巨大的經濟下行壓力挑戰。這個時候，貨幣政策制定應當從當下的現實出發，來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說，其實也再一次提示當下降息的重要性。只有現在大幅降息穩增長，等到來年美國的高通脹發生全球傳導效應之后，屆時應對高通脹壓力，我們的貨幣政策才擁有了加息的空間。
選項三：大力發展服務業應對失業率挑戰
記者：近期失業率數據備受關注。中西方之間的失業率也出現了較大程度的分化，如何看待這種分化?
滕泰：失業率的變化，我們認為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當前這么高的失業率應該說是前所未有——失業率超過6%，青年人失業率超過18%。這樣下去會帶來很多經濟之外的社會問題，所以必須得盡快改變這一局面。
目前來看，失業率上升的深層次原因，我覺得有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年輕人、大學生畢業生越來越多，這也是數據能夠直接顯示的;第二就是疫情影響，就業機會出現了減少。第三點，可能也是為人們所容易忽略的一點，是我們的產業市場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在“農業剩余勞動力”之外，我們還面臨著“工業剩余勞動力”的問題。
此前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制造業、服務業所吸納。但最近幾年來，由于技術進步加快，自動化控制程度上升，工業也不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那么剩余的工業勞動力靠什么來吸收?只能靠服務業來吸收。
從這個角度來說，重視農業沒有錯，重視制造業也沒有錯，這是國家實力和國家競爭力的標準。但從吸納就業的角度來講，未來真正能夠吸納就業的只有服務業。也正因此，大力發展服務業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就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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