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檢測開始變得和陽光、空氣和水一樣重要。
一開始是穿梭不同城市，出入機場火車站，然后是住院就醫，再后來是乘坐地鐵公交、逛商場、圖書館……核酸檢測從出差旅游時需要遞交的附加證明，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當各地防疫政策將社會切割成一個個方形網格，核酸陰性證明成為普通人努力維系正常生活的通行證。
失去“48小時”核酸證明容易讓人有種強烈的不安感，在公共服務點做核酸已經成為一種條件反射。
人們習慣了做核酸，就像習慣了戴口罩、出示健康碼行程碼一樣自然，各種健康證明交叉驗證，只為排除潛在感染風險與可能。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江蘇、南昌、無錫、鹽城……大大小小的城市紛紛提出“1530”核酸服務圈——做核酸步行不超過15分鐘，排隊不超過30分鐘。
這項全民核酸檢測運動已經上升到國家高度：成千上萬的“核酸采樣亭”如雨后春筍般冒出，高通量、自動化核酸實驗室緊急落成……5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指出，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鐘核酸“采樣圈”，各場所落實常態化防控措施。
新冠病毒對人類的影響是長遠的。它不僅僅是一項項的防疫政策調整，而是在一段時間內對我們生活方式的重塑。
保衛核酸碼：五一假期，做了9次核酸
做完第九次核酸，K的假期大闖關終于告一段落。
這個五一，我們的朋友K要從江蘇蘇州去往廣東湛江，參加朋友的婚禮。
在正常的日子里，K會先坐火車再到鄰近城市乘飛機前往，但蘇州4月的疫情讓K變成了帶星人員。
疫情之下，絕大多數的中轉地只要一出火車站就會被帶走隔離，只有同省的南京開出了一條口子，提供一份24小時的核酸證明便可以接受中轉。
緊接著K開始將核酸證明時間與車票時間進行“卡點”匹配。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核酸碼，江蘇的24小時時限，從采樣的那一刻就開始計算。
K在抵達任何一個城市前，至少會撥通三個電話：市衛生服務熱線、機場/火車站、酒店。當所有的接線員都予以確認，才能初步判斷一趟旅程可能成行。
48小時核酸已經成為多個城市往來的標配，少數接納帶星人員的城市，則會要求核酸檢測時間進一步縮短為24小時之內。
出發、中轉、抵達，K必須在每個環節確保核酸證明在24小時之內，而且每到一個城市，立即做一份當地的核酸。
K會隨時準備兩份核酸，一份已出具的24小時報告，一份等待檢測結果的報告，因為前一份核酸在到達目的地時就很可能過期。
有次前一晚剛做完核酸還在有效期內，第二天早上就有社區人員登門，要求當天到指定地點再做一次核酸。
每看到一個采樣點，K都不會放過，因為必須不斷確保核酸在24小時之內，“多一份核酸、多一份安心”。
不止是K，從今年開始，幾乎每一個有出行需求的人，都在保衛核酸碼。從南至北，這些城市連起線來是中國的經濟長廊，從進出各城市需要核酸證明，演變到進出當地的公共場合也需要出示核酸證明。而核酸有效期根據當地和臨近城市的疫情態勢不斷調整。
一種新的管理方式悄然誕生。繼紅黃綠碼之后，4月15日開始，武漢給未參加應檢盡檢的人群賦灰碼。北京健康寶會用彈窗來提示參與核酸檢測，許多城市的健康碼都會突出核酸檢測的時效，“24”、“48”、“72”，明晃晃的數字十分亮眼。
一位深圳的公關從業者說，他只要失去48小時核酸證明，會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
一位大連的大學生介紹，每次核酸記錄必須上傳“今日校園”APP，否則會被輔導員談話，就連教學也會為核酸檢測讓步。群聊也被核酸攻陷，領導們發話“明天、再一次、熟悉的流程”，成員們第二天像機器人一樣開始了核酸接龍。
一旦漏檢，生活將失序。4月底武漢某高校因為大暴雨取消了原本兩天一檢的采樣，當天整個學校的學生都變成了灰碼，超市、圖書館、體育場、校園都無法進入。礙于門口累積的人越來越多，保安不得不無視健康碼要求予以放行。
人們開始習慣每天像上了發條一樣去做核酸檢測，擔心哪一天忘記參加，不能出門，影響工作。不僅是學校或單位要求，正常的娛樂生活也需要提前規劃核酸，哪怕是一場電影、一頓飯局、一次健身。
基建競賽：打造15分鐘核酸服務圈
以前，采樣點是一個擁有藍色帳篷和棕色書桌的地方。兩年多來，它們從醫院慢慢擴散，在地鐵站、居民區、寫字樓、商圈、公園、廣場扎根。
一開始，一段時間的核酸檢測做完，藍色帳篷就會撤走，后來由于使用頻率的提升，帳篷和桌凳干脆滯留在原地。一些悠閑的人們晚上開始在帳篷底下掛個小燈，幾個桌子拼一拼，搓起了麻將。
采樣點作為一種景觀，成功融入了公共生活。
天風證券“常態化核酸檢測梳理”報告指出，按照采樣點日負荷3000人計算，一座人口兩千萬的城市，需要設置6667個采樣點。而在中國，人口超千萬的城市有18個，超500萬的城市有91個。
采樣點如“軍備競賽”般鋪開，北京豐臺開設1065個采樣點，無錫2600個，上海和杭州的計劃分別是9000和1萬。
各地政務新媒體平臺或地圖APP上能夠查詢附近點位，就近檢測，還有一些小型流動采樣點，它們一起構成了全民核酸時代的“新基建”。
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布局采樣亭，它們是一個全封閉、溫控風控調節的集裝箱，并且有一個具有迷惑性的名字——健康小屋。比起帳篷，健康小屋不受天氣、時間影響。
當核酸檢測從“應急”到“常態”，原本承擔應急采樣工作的醫院正在艱難地平衡日常診療與支援任務，人員捉襟見肘、缺口極大。
按照3月份發布的《區域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建議“一個采樣臺由2人輪換，每人每小時采樣120人”的測算公式，核酸采樣人員數=人口數÷360”。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所有一線、新一線及二線城市人口總數約為5.1億，共需儲備采樣人員約140萬。
杭州市西湖區某社區衛生中心工作人員告訴八點健聞，“以前兩個社區拼了一個點位，常態化后就一下子分出來很多檢測點，現在人手很緊張”。
一位北京地區的醫務工作者介紹所在科室的情況，“某天一線醫生和下一個班組因彈窗無法到院，醫院里很多包括主任級的醫生去支援核酸檢測，留守者承擔了更多的工作量”。
為了補足采樣缺口，深圳、杭州等地多家醫院和第三方檢測中心開出了“300-500元/天”、“月入過萬”的高薪向社會面招募采樣員。5月4日，北京順義區衛健委在其公眾號發文稱招募的“志愿者來自各行各業，有藍天救援隊隊員、有校園學生、有退休的’順義大媽’......他們經考核培訓通過后參與到核酸采樣工作中來”。
在招募了10名采樣志愿者后，上述西湖區某社區衛生中心“就能基本維持正常診療工作了，白天志愿者負責采樣，在職職工晚上下了班去輪換”。
武漢市某區婦幼保健院逐漸摸索出一套巧妙的支援人員安排，“當有疫情時，醫院美容科、中醫科就診量就會大幅走低，我們會先從這些科室抽調支援隊伍，等疫情過去，科室慢慢地有病人了，我們再把這些人調回去”。
盡管按照指南，每個采樣臺每小時可采集120人樣本，但在八點健聞了解到的有限案例中，有采樣員能在半小時至一小時左右采完兩三百小學生，有“熟手”一上午4個小時共采了1200人，但若是上門采樣遇到了結構復雜或是無電梯的老小區，“1個人上午采12個人就頂天了”。
采樣資源分布平均并不容易。在一些老舊的居民區，老人多，采樣點常常閑置;而高層的現代小區，又時常需要排上一個小時隊。
小城市基本難以維系“采樣檢測”的龐大系統。從廣東老家小鎮前往深圳的黃嘉(化名)，第一次遭遇了核酸擁堵，鎮衛生院的檢測能力只能為重點人群采樣，來自低風險地區的黃嘉需要前往市級定點醫院，他破天荒地等了一個半小時才做完核酸。要知道，他3、4月份一共在深圳做了38次核酸，每次都不超過20分鐘，最快的時候“即做即走”。
是什么支撐起了以億為單位的常態化核酸檢測?
“基建狂魔”的另一端是檢測實驗室的急速擴容。但相比采樣端，檢測端的變化并算不激烈。
氣膜實驗室、方艙實驗室，PCR儀器，經過統一調配補全缺口。檢驗人員一邊通過臨時招募，一邊通過自動化設備替代。
在遙遠的2020年5月，武漢第一次提出“十天大會戰”全民核酸檢測時，沒有人預料到，中國的檢測能力在短短的兩年內會發生質的飛躍，已完成約115億人次的核酸檢測。
國家衛健委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全世界只有我國可以通過大規模人群核酸檢測迅速發現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快速控制疫情”。
據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截至4月中旬，中國開展新冠核酸檢測的醫療機構有1.31萬家，技術人員近15萬人，檢測能力可達到每天5165萬管，另有百家公共檢測實驗室、820家第三方實驗室和780家城市檢測基地。
檢測價格一降再降，北京、河北等地的單管檢測由每人份28元降到了19.7元，混合檢測最高限價由每人份6元降至3.4元，不少城市社區還可以免費做。在最近18省聯盟集采中，檢測試劑出現了3.2元/份、震驚業內的“超低價”，“利潤非常薄”。
多位銷售人員告訴八點健聞，各地政府為保障儀器供應對幾個品牌的pcr儀進行了集中管控調配，復工復產后，市場上流通的設備、采樣亭均在降價。
北京、南京、上海等多地仍在緊急擴建檢測實驗室。3月，深圳在全市9個火車站、1個機場搭建了核酸檢測實驗室。大規模檢測期間，檢測人員也需要從檢驗科抽調支援，一般實驗室檢測量的計算單位是“24小時”。
八點健聞了解到，增設一處方艙實驗室的預算一般80萬起步，三艙體氣膜實驗室的價格約為60萬，一些關鍵設備如96孔pcr儀的市場價格也超10萬。
華大基因傳染病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陳唯軍告訴八點健聞，目前從提取到核酸擴增的過程自動化程度較高，在規模化檢測的過程中，采用自動化設備也會降低成本，“但提取-擴增程序之前的樣本分揀卻只能有人工來完成，一批樣本的分揀過程可能會耗費2-3個小時，而自動化提取及擴增過程只需要1個多小時”。
“更貴的是人工成本”，各地為實驗員開出的月薪在幾千到幾萬不等，而在檢測量暴增的上海，某三方檢測機構為短、長期檢測師開出的薪水是“1500-2000元/天”。
根據東吳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陶川等人的測算，所有一、二線城市常態化全員核酸的年成本約為6700億，以72小時核酸為準可增加相關就業崗位49萬個。不過，在免費常態化檢測的城市中，該項費用以單向的資金流入為主，一般由醫保和財政共同承擔。
報告還指出，如果所有二線以上城市實施常態化核酸檢測，其一年的成本上限約為1.7萬億元，占2021年中國名義GDP的1.5%、公共財政收入的8.7%，低于封城造成的經濟損失。而鑒于當前地方財政運行的壓力，常態化核酸檢測的成本可能需要中央發行特別國債來兜底。
檢測質量、把握管控的力度和精準度仍是難題。
4月22日發現本輪首發感染者的北京市朝陽區，在禁堂食、控制樓宇到崗率、實施全員居家辦公后，于5月6日宣布“社會面仍存在零星散發病例傳播途徑尚未完全阻斷，將繼續開展新一輪區域核酸檢測”。
4月以來，上海、湖南、安徽、北京都曾出現醫護人員、核酸采樣人員感染的情況。北京衛健委近日通報發現了多例感染者出現呼吸道癥狀后核酸檢測仍為陰性的情況，并在飛行監督檢查中發現個別核酸檢測機構存在送檢不及時、報告不準確、實驗室管理不嚴格等問題。
病毒學專家常榮山分析，“出現癥狀后核酸檢測仍為陰性的原因，首先是個體差異，他們是‘隨機弱傳染者’;其次是由于接種了疫苗使得感染者的病毒脫落時間短、病毒載量低;除此之外，更為常見的原因是混檢導致檢測效率下降，尤其是鼻咽拭子采樣時，操作不規范導致了采集的人呼吸道上皮細胞質量不好、數量不足”。
陳唯軍告訴八點健聞，用CT值來判斷是否具有傳染性并不科學，當前，Ct值≥35的康復期患者顯示其無傳染性，但對于正處于感染、發病進展中的患者來說，即便Ct值≥35測得核酸陰性，在接下來的時間中病毒也會不斷復制，宿主便有可能傳染他人。不同試劑盒也有不同的判定標準，如果統一采用所謂Ct小于等于35(來判定感染)，這也會帶來“假陰”的可能。
武漢某社區衛生中心醫務科負責人認為，“(采樣量)大幅超過指南數字，大概率能說明要么他采樣不規范，要么消毒沒做好”。但只要沒出現陽性，也不會有人追究采樣質量。
“核酸”連接起來的氣泡社會
疫情和核酸檢測仿佛一套全新的呼吸方式正在重塑整個社會生態。
無處不在的核酸檢測正在重新編織集體記憶。從城市到鄉村，從內陸到海島，從老至幼，但凡某地驚現一個病例，哪怕是足不出戶的老人、牙牙學語的幼童，都被要求參與到這場全員核酸檢測運動中。
常態化核酸又將更多人拉入了這個生態圈，大大小小的城市、無數的社會組織和人們都被卷入這場運動。
五一長假結束后，K更加習慣于這種“核酸生活”，“畢竟，一張陰性證明，能讓你在這個新冠大流行時期獲得一定限度的自由。”
高盛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閃輝及宏觀研究團隊認為，“常態化核酸檢測措施雖然并非能成為完全遏制疫情的’萬靈丹’，但可在一定期間內緩解并制約疫情或大規模封控措施對中國制造業及整體經濟帶來的擾亂和沖擊”。
“奧密克戎兩三天傳一代，常態化核酸檢測至少能保證早發現，且大概率發現傳染性不強、疫情規模不大。”一位傳染病專家將城市內的社區、醫院、商場比作大大小小的氣泡，“常態化核酸能快速發現異常氣泡并掐滅，持陰性證明的居民可以恢復工作和生活，無證明者無法進入其他場所，這樣就把感染風險隔離在了氣泡內部”。
整個社會如同一個由無數氣泡構建起來的世界，大氣泡連接著全國的每一個城市，而在每一座城市內，小氣泡連接了每個密集的公共場所。在城市之間、個人生活圈里，都有不同的氣泡需要“核酸通行證”才能進入另一個氣泡。
依據疫情態勢，氣泡間隙時緊時松，核酸有效期也會壓縮或延長。比如當周邊地區有疫情發生時，核酸通行證往往要求24小時，當本地疫情及周邊城市疫情好轉之后，核酸有效時間也從24小時、48小時放松到72小時。當一個城市有高風險地區，只有在“中間地帶”隔離點呆滿一定時間后，才被允許作為安全的個體進入另一個氣泡中。
每個城市都在為全民核酸時代的到來打造不同標語——“同心抗疫，保護綠碼” ，“漏了一個人，封了一座城”，“城市按下慢行鍵，抗疫開啟加速度”。
一個人此刻的“核酸陰性證明”是通行證，一群人的陰性證明是低風險與心理上的安全感，而一座城市一段時間的陰性證明，則意味著這座城中的所有人將獲得一些寶貴的正常生活的空間，雖然并不知道它能持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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