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可以不時從新聞中獲得關于核相關的消息。就在本月17號，北約開始舉行代號為“堅定正午”的核威懾演習，而俄羅斯的“格羅姆”年度核演習，按照慣例也將在10月下旬舉行……

習慣了和平的人們，似乎突然就被推到了核風暴邊緣。如何理解那個相對陌生的核未來呢？科幻作品或許提供了一個較為安全的想象空間。

(資料圖片)

一來，科幻很實際。科幻作品的誕生往往源自于作者對時事的關切，比如智能機器、太空旅行、外星人、環境污染、核戰爭等等，當一個人就這些問題進行創作時，很可能發現自己寫出來的就是科幻。早在1940年，艾薩克·阿西莫夫、羅伯特·海因萊因等一批科幻作家，就已經描寫過核戰爭威脅和世界末日的場景了。

同時，科幻又跟現實拉開了一定的距離。科幻是一種預言，要求創作者們必須超前一步，去想象那尚在概念中的技術和未來。在1945年寫原子彈爆炸，就不叫科幻文學，而是現實文學了。創作者們以各種形式來預測可能的未來，并提出避免危機的方法，這種時間和空間上與現實的距離感，可以讓讀者在較為安定的心理閾值內，去思索一些或嚴肅、或敏感的話題。

在諸多讓世界毀滅的因素中，核戰爭還是一個新手，出現不到百年的時間，但發生概率可比小行星撞地球、超級病毒、AI反叛、量子坍塌之類的大多了……核時代到來之后，核戰爭、核威脅就成為末日文學中常用的催命符。

那么，科幻作家到底是如何想象核末日的呢？他們筆下或鏡頭里的核末日，會成真嗎？

前核時代：只見森林，不見樹木

在核時代到來之前，關于未來戰爭、世界末日的科幻作品已經很流行了。比如被視為早期“后末世小說”的經典范例——《后倫敦談》（AfterLondon），就描述了這樣的末世場景，與核戰爭之后的世界大差不差：

在突然降臨的災難之后，倫敦人口驟減，植物瘋長、人跡湮滅，鄉間復歸自然，英倫湖屢屢成為戰爭的通道，無辜者遭受蹂躪，少量的幸存者開始過上了一種準中世紀般的生活。

同時期的小說《世界之戰》，毀滅地球的則是與火星人的戰爭，以及它們的新式武器——熱線。

看起來，末世都是一樣的凄凄慘慘戚戚。這時候原子物理學已經發展起來了，只不過此前，作家們只懂得少量科學知識，所以作品還是以探險為主，寫的故事大多是太空歌劇、怪物和“危險發現”之類的。

當然，也有少數科幻作家接觸到原子物理這門深奧的學科，并將其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比如1914年，威爾斯在連載小說《先知三部曲》中，首次提到了“原子彈”這個詞，并在1936年的電影《篤定發生》中展示了蘑菇云的效果。奧拉夫·斯塔普爾頓在1937年的作品《造星主》中，讓一個地球人靈魂出竅，漫游宇宙，最終發現銀河系爆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戰爭，亞原子能讓一個個星球都灰飛煙滅，整個銀河系開始癱瘓。這時期，距離美國第一次核實驗還有將近十年的時間。

顯然，盡管這時候有些人意識到了核戰的威力，導致末日的威脅，但很少有人生動刻畫一場核打擊，而是將核戰爭放置在遙遠的未來、遙遠的太空。科幻讀物《新奇故事》的編輯就直言，自己對愛因斯坦的理論并不全懂。

核威脅，就像遙遠的海市蜃樓，讀者們可以看到末日場景的“整片森林”，但對世界如何被核摧毀的細節不甚了了。

（科幻作家、《新奇故事》雜志主編約翰坎貝爾）

變化發生在1938年，這可以說是科幻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坎貝爾成為《新奇故事》新任主編，以科學為主導的科幻創作開始流行，這時候關于核能的故事開始見諸報端，以至于原子彈在廣島與長崎爆炸時，很多讀者都覺得已經見過了。1940年《新奇故事》發表了海因萊因的《爆炸發生》，其中預言核能工廠會對地球產生威脅；1941年羅伯特·海因萊因發表于《新奇科幻》的一個中篇小說，則預言美國將被拉入二戰，并制造出一種核武器用來結束戰爭。

（美國首次核試驗）

1942年刊發的萊斯特·德爾·雷伊《提心吊膽》，講述了一個核工廠的爆炸——能夠消滅五十英里內的一切東西。

不難發現，科幻預言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正在變得越來越近。終于在那一天，1945年7月16日，美國進行首次核試驗，在新墨西哥州索科羅以南測試了一枚15-20千噸的核武器。核時代，真的開始了。

威懾紀元：軍備競賽與反核運動的“掰頭”

1945年，兩顆原子彈宣布了二戰的終結，核戰爭開始作為科幻主題，貫穿整個冷戰期間的核威懾紀元。

1949年，蘇聯引爆了一顆原子彈，成為第二個研制并成功試驗核裝置的國家，從此美國就不能再將核武器作為進攻型戰爭的工具，于是，核威懾力量形成。在物理層面，核武器作為威懾的軍事工具，足以以一種攻擊的方式威脅對手。在心理層面，只有存在使用這些武器的意愿，才能保證威懾的成功。從這個角度看，發動核戰爭的能力與意愿，才讓威懾變得可信，同時也讓核威脅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一場圍繞核的軍備競賽展開了。美蘇為主的世界開始你追我趕，1949年蘇聯剛引爆了代號為“第一閃電”的核武器，美國就在1952年測試了極具破壞性的“超級炸彈”氫彈作為回應。四年后，兩國都測試了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軍備競賽上升到一個可怕的新水平。到了60年代，美國已經開發出了“三位一體”的核威懾系統：帶有核彈的遠程飛機、陸基洲際導彈與配備核彈道的核動力潛艇，幾乎很少有人能夠同時摧毀這三個系統。

（蘇聯的“沙皇氫彈”）

“江山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有核時代的開啟，讓科幻作品對核戰爭與核武器的關注理所應當，作家們開始釋放想象力。

這個過程中，則出現了以科幻作品為載體，政客代表的政府與作家所代表的社會輿論，對核戰爭的不同看法。

對于美蘇政客來說，普遍信念是——核戰爭可以打贏，將核威懾看作一種非常管用且可信的威脅手段，希望大力發展核武器。一些將核武器描繪成技術奇跡、將核軍隊形容成超級英雄的科幻作品，開始與之應和。

伊格爾頓坦言，美國國防部官員在招兵海報和廣告中利用科幻小說的比喻，并向科幻娛樂節目的制作人提供資助，他們希望這些娛樂節目改善美國的形象，進一步實現美國軍方的目標。

1952年的科幻電影《入侵美利堅》，就贊揚了美國使用核武器，對入侵者進行報復，在敵人的國土上投放了三倍炸彈。1958年，海因萊茵寫了一個廣告，為美國地面核試驗辯護；又創作了《星河戰隊》，用華麗的文字虛構了一種非常不錯的美國海軍服役生活，這引起了許多讀者和科幻迷的憤怒，迪恩·麥克勞林形容它是“一本書那么長的征兵廣告”。

然而美國軍方卻十分喜歡《星河戰隊》這樣的作品，不僅將它列入了海軍陸戰隊的閱讀清單，還要求研發小說中描寫的許多武器，比如紅外探測儀、核手榴彈等，1961年美國還力排眾議建立了《星河戰隊》中所設想的精銳地面部隊。

盡管這類科幻作品展現了軍隊的英雄主義，并嚇唬公眾以支持大規模的軍事競賽。但實際上，面對隨時可能爆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核威脅”，對核武器跟滅亡的恐懼卻是實實在在的。

在社會層面，1946年聯合國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專門處理核武器問題，呼吁徹底消除核武器。1955年，羅素、愛因斯坦和許多頂尖科學家都發表宣言，警告和戰爭的危險，并敦促各國和平解決爭端。到了1958年，英國核裁軍運動開始，其標志也成為最廣為人知的反核標志之一。1982年，一百萬人聚集在紐約的中央公園，支持核凍結運動，這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核活動。

大眾對于核威脅的悲觀和擔憂，讓核恐怖情緒開始彌漫，許多科幻作家也感同身受，他們對核軍備競賽的后果深感憂慮，其人性的光芒也反映到作品當中，核戰爭題材大量涌現。

一方面，創作者們用預言來警示核危機的到來。

沃爾特·米勒，在長篇小說《萊博維茨的贊歌》預言了一場災難性的核戰爭之后的世界，并獲得了雨果獎最佳小說獎。那里，地球因核毀滅了兩次，作家這樣解釋核武器的使用，“無知可以成為免罪的理由，卻不能成為免罪的借口，因為這種行為本身就是罪過”。艾薩克·阿西莫夫在《請用S拼我的名字》中，讓主人公把自己名字Zebatinsky中的Z改為S，從而讓地球避免了核戰爭。

阿瑟·克拉克在《遙遠的地球之歌》中不無預言地寫道：20世紀的人會自豪地標榜自己這個時代的科學成就，他們征服了天空，釋放了原子能，發現了生命的基本規律，掀起了電子學和通信技術的革命，為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礎；最驚人的是，他們探索了太陽系，并首次登上了月球。但20世紀還有一項超越一切的創新，乍一看那么無害，那么遠離俗務，卻在短短五十年后化作了廣島上空一朵蘑菇云。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對這個發現毫不知情，漠不關心。然而不知不覺之間，朝向末日的倒計時已經緩緩啟動了。

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對于核戰爭傷亡畫面的描寫與呈現，擊穿了大量讀者的心臟，既讓他們對于核的恐懼因釋放而得到安撫，又強化了反核的信念。

其中有些是用恐怖形象來“危言聳聽”，比如《原子怪獸》中因核爆炸、核輻射而出現的怪物，《X射線》中因核爆炸而導致螞蟻基因突變；有的則通過現實主義寫法來敘述核戰爭，比如內維爾·舒特的小說《海濱》，原本打算寫一個荷戰爭中求生的故事，最后了解到放射性物質的擴散，將情節改為放射性物質飄到了澳大利亞，一部分人不得不服下毒藥自殺，導演斯坦利·克雷默則將該小說改編為電影《海濱 On the Beach (1959)》，獲得了第32屆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小說《世界之戰》也被搬上了熒幕，面對外星人的入侵，美國軍方引爆了一顆原子彈，但對火星人毫無抵御作用。

雅克·巴爾貝里在超現實科幻小說《殘酷世界》中，這樣形容核末日的場景：

既然軍方政客們與大眾和科幻作家們對核的態度如此不同，于是，沖突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當時的美國海軍部長就覺得《原子怪獸》是在碰瓷，認為氫彈不應該為每一個特殊事件負責，包括被打擾的海洋怪物。美軍拒絕資助《海濱》電影的拍攝，甚至希望限制這部電影的上映，只因為創作者把核戰爭的責任歸咎于美軍。

當然，與著名的反核電影《奇愛博士》相比，上述電影惹怒軍方的程度只能算是小兒科。1963年斯坦利·庫布里克拍攝的電影《奇愛博士》，將美國空軍將領描述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瘋子，派轟炸機去摧毀蘇聯，而蘇聯則威脅將按下核裝置，毀滅地球上所有生命體。為了避免核戰爭，一群人開始給瘋將軍收拾爛攤子……據說，《奇愛博士》的公關人員邀請美國空軍人員來查看電影布景后，空軍就威脅他們要接受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劇組的戰斗機飛過某空軍基地，也被勒令迫降。

坎貝爾作為《新奇故事》的主編，也被警告禁止傳播關于核戰爭、核試驗的信息，1948年的時候，坎貝爾向作者明確表示——“不再需要核毀滅的故事了”。

但是，關于核威脅，真的只是創作者們的危言聳聽嗎？事實上，雖然冷戰期間并沒有發生人們極為恐懼的核戰爭，但核軍備競賽導致的威脅卻從來沒有因作家的筆而停止過。

1957年，為英國的核武器計劃生產钚和其他材料的核反應堆Windscale，出現了事故，反應堆的鈾填充石墨芯著火了，大火燃燒了兩天才徹底平息，但放射性云已經蔓延到英國和歐洲，政府不得不禁止從受影響地區出售牛奶。有科學家估計，Windscale大火產生的放射性塵埃可能導致約240例癌癥病例。

更著名的一次事故則是切爾諾貝利。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爆炸，所產生的輻射相當于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的數倍，污染了數百萬英畝的森林和農田，預計有數千人死亡，多達七萬人嚴重中毒。

1991年，冷戰結束。漫長的核軍備競賽中，預言核末日的科幻作品，可以說是激發了人們的末日意識，對反核運動與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后冷戰時期：式微的末世意識與抬頭的核威脅

冷戰結束的三十年后，核威懾依然是維持各國和平的核心手段。但大家想必已經發現了，核威懾的成功率似乎不再堅如磐石。前面說到，只有一個國家有能力且有意愿進行核威懾，那么這個威懾才是可信的、成功的。

然而，全球的核環境變得越來越復雜了。一方面，保有核武器的國家越來越多，尤其美國在“9·11”事件之后，嚴重打擊了自信，開始重新推崇強硬鐵血的男性氣質，《鋼鐵俠》等超級英雄影片，無不展現了對先進武器的推崇，并且把軍方塑造成非常正面的形象， 2019年，美國甚至退出了《中導條約》(INF條約)。這些都說明戰爭風險正在增加。

另一方面，核威懾的前提是意愿。而目前，去核、減核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基本道德問題，人們普遍認為，一個理智的領導者是不會冒著全面戰爭的風險使用核武器的，負責任的國家應該結束核武器威脅，這些都使得核威懾的效果大大降低了。

這時候，科幻作家如何表達對核世界的想象？需要說明的是，科幻流派的日趨多元，使得歸納跨時代的共通特性變得不再可能，強行總結也失之偏頗。所以，我們不妨選擇一個更加細分的視角，去看看這個時代的中國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想象關于核的未來。

提到中國科幻，《三體》自然首當其沖。在《三體》中，對核武器與核戰爭，就有著從狂熱、到反對，再到希望的發展歷程。三體危機出現后，人類“面壁者”將核技術作為破壁的關鍵；大低谷時期，利用基因工程和核聚變的能量，集中大規模生產糧食，全世界才不再挨餓；最終，在人類逃亡計劃中，核聚變技術作為恒星際遠航飛船的關鍵，成為全村的希望。

《三體》中的一位核能博士說道：“費米和奧本海默在這條路上走過無數次：廣島和長崎之后，第一代核武器研制者們大都在憂郁中度過了后半生，如果他們的在天之靈知道人類的核武器現在的使命，會很欣慰的。”

中國科幻“四大天王”之一的韓松，在“軌道三部曲”中，讓核能源成為火車、地鐵和高鐵的動力源，在未來的城市里，核襲擊尚未發生，由核火驅動的城市與軌道，再造著社會的版圖，也重塑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王晉康在《新安魂曲》中，想象了一場基于愛因斯坦“宇宙超圓體假說”的環宇航行，借由受控核聚變技術，人類得以乘坐著搭乘光速飛船，穿越宇宙熱寂，把文明傳播到下一個宇宙。

何夕則在《達爾文陷阱》中，讓角色表達了對核武器不受限制的憂慮，認為人類越過了“造物主的防線”——人類對付獅虎等異類用的不過是獵槍罷了，而對付同類卻動用了原子彈這種來自地獄的武器，這一切的根源都出自達爾文發現的那個自然選擇。自從越過造物主的防線之后，加上人類的參與，誰也無法預料進化會把世界帶向何方。

概括來說，隨著深空探索的進展，靠核能源向外太空“外卷”、而非將核武器對準藍星，似乎成了較為公認的一種核未來。

無論哪一種想象，都不可否認的是，不知不覺，我們已經迎來了新的核時代，正處于人類命運的轉折點。而關于核武器的預見與幻想，將給予我們理解未來的標尺，以及有益于人類社會演進與延續的想象。

這，應該就是科幻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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