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發布的《2022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顯示，我國全年人民幣存款增加26.26萬億元，同比多增6.59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17.84萬億元；而12月末人民幣存款余額258.5萬億元，同比增長11.3%，比上年同期高2個百分點。在目前銀行存款利率不斷降低的大趨勢下，居民存款卻大幅度增加，著實是有些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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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深意？
01
為什么居民存款會大幅度增加呢？首要原因，一定是在于疫情的影響。
我們知道，2022年以來奧密克戎變異株在國內屢次多點開花，各地普遍都采取了更為強有力的封控措施，致使人流物流受阻，很多具有出行、聚眾屬性的線下服務類消費場景減少，對于居民的消費增長形成了一定壓制。從數據上看，2022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商品零售和餐飲收入的同比表現一直不及疫情之前，其中1~11月餐飲收入累計同比下滑了5.4%。通常情況下，消費與儲蓄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消費受到壓制，儲蓄自然會抬升。
與此同時，在疫情沖擊下，很多企業難以正常開展業務，生產經營壓力不斷增大，部分公司甚至面臨著裁員倒閉的風險。疊加本輪疫情的長尾效應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崗位不再穩定，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尤其是那些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中低收入群體對于未來的預期更加偏謹慎態度。從數據上看，一面是2022年居民消費信心的急速下降，另一面則是失業率的攀升。如此一來，很多人的避險心理一再強化，引發了預防性儲蓄的攀升。
事實上，央行于2022年四季度進行了一輪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傾向于“更多儲蓄”的居民占61.8%，比上季增加3.7個百分點；傾向于“更多消費”的居民占22.8%，與上季基本持平；傾向于“更多投資”的居民占15.5%，比上季減少3.7個百分點；同時四季度收入感受指數為43.8%，比上季下降了3.2個百分點。這些數據都可以反映出居民預防性儲蓄意愿的增強。從這個角度看，居民部門存款的大幅度上升，似乎可以理解為由疫情引發的“金融后遺癥”。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疫情的影響，導致居民存款增加的因素還有以下兩點：
一則，資本市場遭受重創。回顧整個2022年，受美聯儲加息、俄烏沖突等因素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普遍遭受較大沖擊，很多國家都經歷了股債雙殺，投資者風險偏好下降，避險情緒上升。我國更是疊加了人民幣貶值、疫情反復等因素，市場預期不振，引發了資本市場的巨震，不僅股市大跌，基金類產品大幅度回撤，就連銀行理財產品都出現了“破凈”。如此便導致多數普通投資者的財富都出現了縮水，資金流入資本市場的意愿有所下降。相比之下，銀行存款的安全性更高，收益也更為穩健，故而越來越多的人都選擇將錢存入銀行，將其視為資金絕佳的避險場所，繼而讓存款金額不斷增加。
二則，房地產行業不景氣使然。根據《中國財富報告2022》的相關數據，我國居民資產中近70%是實物資產，其中房地產占絕對主導地位。然而2022年以來，房地產行業持續不景氣，部分民營房企陷入融資困境，個別地區保交樓出現問題，致使居民購房意愿大幅度降低，其中不乏一些人將原打算用于購房的錢存入銀行。這同樣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居民存款。
02
人們越來越愛存錢，這是好事嗎？
某種意義上講，愛存錢體現了一種勤儉節約的品質，而這亦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理應被大力提倡，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卻不然。
經濟學宗師凱恩斯在其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節儉悖論”：勤儉節約對于個人或家庭來說是美德，但對整個社會來說卻不然，因為消費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儲蓄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節約意味著支出減少，會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繼而引起經濟的降速甚至衰退；換言之，儲蓄雖然可以為個人致富鋪平道路，但若是整個國家都加大儲蓄，將不利于經濟社會的繁榮壯大。
事實上，按照各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時期，全社會物質相對匱乏，市場供給遠遠無法滿足需求，此時確實需要崇尚節儉，鼓勵居民多儲蓄，以此來實現資金的積累，繼而擴大投資規模，提高生產能力。
不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物質財富日益豐富，逐漸出現了供過于求的現象，而收入水平的提高讓居民對于消費有了更高的要求。這時就需要通過促進消費、擴大需求來帶動產業端的升級，從而讓供需雙方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新的動態平衡，如果消費不振，勢必會對各行各業的生產造成制約，從而影響到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步伐。
就我國而言，此前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響，消費市場持續承壓，但反彈空間亦是巨大。而隨著疫情防控的逐漸放開，曾經擾動各行各業運行的不利因素將日趨弱化，加上高層對于“做好經濟工作”的多次表態，2023年國民經濟復蘇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而在近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充分體現了高層對于提振消費市場的迫切希望。
在此過程中，那些因消費場景受限下的被動儲蓄積累以及居民預防性儲蓄的增加部分，有望在接下來成為支撐消費市場增長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儲蓄向消費轉化勢必需要時間的消化，從節奏上看很難在短時間內“傾囊而出”，原因有三：
參考華西證券的研究報告，當前居民部門的超額儲蓄約有3.3萬億元，而要將這3.3萬億元的超額儲蓄全部轉化為消費，大概需要3~4年的時間，對應的是2023年超額儲蓄中可能會有8000~11000億元的資金流向消費，規模約占202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8%~2.5%。同時參考美國經驗，防疫放開后兩個季度超額儲蓄才會開始逐漸釋放。
正因如此，2023年里超額儲蓄對于消費增長的貢獻力度可能是溫和而非暴力，過程亦是難以一蹴而就。
03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居民儲蓄結構背后同樣暗藏玄機。
Wind數據顯示，在居民部門存款當中，定期存款占比長期保持在60%以上，進入2022年后該比例進一步提升至69%左右，而活期存款占比則是一再下降；與此同時，2022年以來定期存款當月同比增速不僅持續上行，而且顯著高于活期存款的當月同比增速。可以反映出，居民部門的超額儲蓄有大部分是來自于中長期定期存款的貢獻。
而這些中長期的新增定期存款，更多應該是集中在中高收入群體上。究其原因，根據西南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財經報告》，從我國的儲蓄結構數據來看，儲蓄金額最多的10%的家庭的存款金額占到全部儲蓄金額的70%，儲蓄較多的35%的家庭占全部儲蓄金額的25%，而剩下50%的家庭基本沒有儲蓄。另外，中低收入群體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工資，而中高收入群體則是有部分財產性收入，在此前疫情因素影響之下，中低收入家庭資產負債表的受損程度往往要明顯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其儲蓄率很可能是不升反降，甚至是零儲蓄。
考慮到高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人群，且后者又占總人口比重的大頭，故而想要通過提振消費來促進經濟回暖，勢必要重點關注中低收入人群，通過改善他們的處境來挖掘消費潛力。
那么，具體應當如何做呢？
短期來看，發放消費券依然是可以提振居民消費的有效手段。但是對于那些低收入家庭和貧困群體，還可以考慮直接發放現金。因為對于多數低收入家庭和貧困人群來說，他們更為真實的境況常常是消費能力達不到使用消費券的標準，即“缺的不是那10元消費券，而是缺100元現金”，特別是在此前疫情影響下，不少人收入下降，甚至不排除失去收入來源的可能性，平日里只能節衣縮食維持生活，根本沒有錢進行高額消費。同時，低收入家庭與貧困群體對收入的變動更加敏感，哪怕僅有幾百塊的“意外之財”，都能極大地改善他們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講，發放現金的效果可能比發放消費券更好。
與此同時，還要加大力度穩就業，尤其是要支持作為吸納就業重要載體的中小微企業，要過減稅降費、發放補貼、減少裁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多方面措施來穩定企業運行，繼而讓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擁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繼而提振消費信心。有關部門也應當針對就業市場中的弱勢群體來制定相關的就業政策，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保費繳納、薪酬等政策制度，更好開辟消費和就業新空間。
長期來看，我們勢必要著力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盡可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形成“橄欖型”橄欖型分配格局。具體需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為調整收入分配的重點，并在再分配過程中，通過財政、稅收等措施，調節各收入主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注重公平。
此外，還應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在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使體制更合理、機制更規范，切實減少廣大居民的后顧之憂，從而真正讓人們敢于消費、愿意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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