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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續兩年的整改以及輿論“討伐”之后，互聯網金融行業（或稱金融科技）又迎來新的“拐點”。一方面央行表示“螞蟻集團等平臺企業整改已基本完成”，另一方面銀保監會2023年工作計劃中也未提上年反復強調的“要堅決防止資本在金融領域無序擴張”。

諸多信號放在一起，可以十分確切看到這一輪行業整改已經接近尾聲，這對于行業不啻為新春大禮包。

關于如何整改，以及整改之后行業如何演進的分析已經汗牛充棟，核心思想多為對互聯網金融越發強化“金融性”，重回巴塞爾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外部監管和市場約束），其中更有觀點認為當沒有“制度紅利”之后，行業也就告別了輝煌期。

本文不再重復（盡管對上述偏見有不同意見），而是希望可以從互聯網金融與銀行的關系入手，來判斷互金的崛起究竟對傳統金融秩序是沖擊還是利好。

核心觀點：

其一，互金與銀行業并非極端觀點所渲染的“零和博弈”，相反兩者具有高度的互補性，2023年次趨勢將進一步強化；

其二，實體經濟的復蘇也需要互金的配合，以往妖魔化的評判標準需要得到修正。

新舊業態非對立面

2013年余額寶發布，彼時輿論和學界進行了廣泛辯論，如有學者認為該產品有效促進了利率市場化的進程，與之所對立的亦有部分媒體人認為這將抬高銀行的融資成本，惡化金融系統流動性等等，將不利于我國金融業的穩定。

余額寶發布之初，年化收益率曾一度高達6%以上，成為當時金融業的明星產品，當然也就強化了“抬高融資成本”的論調。

如今10年過去，我們有必要回顧余額寶的發展歷程，以此來判斷互金與貨幣基金結合后，對銀行業究竟產生了何等影響（本文主要以天弘基金為例）。

雖然是以余額寶為例子，但分析框架適用于多數的存款類互金（尤其是P2P消失之后），無論是備付金抑或是貨幣基金，其邏輯與余額寶基本一致。

我們整理了天弘基金余額寶歷年來的債券券種配置情況，發現事實有些復雜了。

十年內，余額寶的資產配置策略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從早期主要投資政策性金融債（國開行為主），到后期主要以同業存單為主。我們亦知道政策性金融債的收益率往往要高于國債（有稅收和流動性等因素），換句話說，余額寶最初收益率之高更多與資產配置策略有關，2017年之后，余額寶加大了收益率偏低的同業存單投資規模（極有可能是受輿論影響，主動選擇了保守的投資策略）。

那么2017年之后，銀行業的資金成本會隨著余額寶投資策略的改變而提高嗎？這關乎對余額寶乃至對整個互金的“定性”問題。

由于質押式回購是以國債為抵押，其抵押品縮水的風險幾乎為零，同時約定了定期回購，持有資產未來變現的流動性能夠得以保證，所以該利率幾乎接近于社會平均利率，將此數據與余額寶收益率進行對比對評判余額寶收益率高低非常重要（7日平均值），見下圖

在過去10年，我國貨幣政策其實經歷了緊縮，到寬松（2015年前后），再緊縮，最近受疫情影響又偏寬松的貨幣環境（降準降息），作為貨幣基金，余額寶收益率乃是與貨幣環境密切相關，單從收益率絕對值去評判是否加重社會融資成本也是不客觀的。

當余額寶全面改變投資策略，轉以同業存單為主要投資標的后（占比從70%到最近的85%），其收益率就一直在社會平均融資成本之下，或者是說余額寶收益率是跟隨社會融資成本起伏而定，也就是部分學者所言的“推動利率市場化定價”。

為再次驗證，我們再來對比余額寶收益率與股份制銀行同業存單利率，見下圖

上圖中銀行間同業存單利率仍然要高于余額寶收益率，且以2018年為界，隨著余額寶經營策略的改變，其收益率與銀行間融資的差距是在放大，抑或是說，早期余額寶主要投資于國開行為主的政策性金融債，這會短期內抽掉一部分原本要流入股份制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會一定程度上抬高融資成本，但其后隨著經營策略改變，該問題其實已經得到有效緩解的。

那么為何理論上的互金抽干銀行流動性自洽，在現實中并沒有發生呢？該問題比較學術化，篇幅所限我們只描繪基本學術邏輯：

其一，為滿足充裕流動性，防止擠兌等風險，銀行業往往要在法定準備金之外設置超額準備金率（又稱超儲率），當貨幣基金市場融資極為便捷之后，超儲率自然會隨之下降，這部分超儲率會流向市場，對平抑融資成本有積極意義。

在2008年，2012年等經濟關鍵節點，金融機構都會提高超儲率，但從2013年之后超儲率便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即便在2020年疫情之后也未出現太大波動（超儲率的波動性得到平抑），這其中固然有貨幣政策的原因（如央行降低超儲率利率），但不能忽略新型貨幣基金對銀行流動性補充的價值；

其二，第三方支付，尤其是移動支付興起之后，有效降低了貨幣的漏損率。換言之，在傳統的現金為主要支付媒介時期，零錢的耗損率往往較高，也就降低了整個貨幣系統的周轉效率，而支付電子化之后，貨幣利用率上升，此部分會回流到銀行系統，彌補流動性。

在零和博弈意識下，只看到貨幣基金和第三方支付對銀行業的“抽水”，但其實忽略了新的技術和模式創新對后者流動性的改善價值，也就出現了立意先行，但與事實往往不符的局面。

“搞經濟”金融先行

當下我國“搞經濟”的預期強烈，在股市，債市以及匯市都出現了積極反饋，在第三方支付為切入的互金對銀行業已經影響非常之深的情況下，當行業整改已經告一段落之后，互金在接下來應該有更大的作為。

根據金融學理論，我國經濟預期反彈預期明朗之后，會發生如下反應鏈“貨幣需求上升——利率中樞上行——存款活期化”，換言之經濟反彈與貨幣周轉效率的恢復相伴而行，流動資金持有率也就隨之上升（與之所對立的是2022年經濟面臨嚴重困境之時，企業和個人紛紛將存款定期化以規避風險）。

由于實體經濟反彈需要一定時間，金融數據就往往是實體的前置指標。近期內我們確實也看到了積極的一面，如國債收益率上行（國債期貨價格下跌）等等。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末資管市場發生的“贖回風波”，雖然業內對此有不同看法（如有觀點認為這是結束銀行理財產品剛性兌付后的結果），但在我們看來，資管產品的贖回是基于：

其一，利率中樞上行，資管產品凈值下跌，投資者的本能反應，這是市場化的必然結果；

其二，經濟復蘇之后，資金流動性需求上升，存款活化預期加強，理財產品贖回有存款活化的趨勢所在。

在貨幣銀行學的基礎理論中，若存款活化強化，機構則會提高超儲率，也就說在資金周轉效率提升之后，儲蓄機構出于流動性安全考慮，會通過超儲率“鎖住”更多資金，這就會拉低銀行的經營效率（超儲在央行幾乎無收益），市場分析人士也尤其關注超儲率來判斷經濟復蘇的節奏

在前文分析中，我們以余額寶為例已經基本闡釋了新型業態與銀行業的互動關系，以此延展開來，無論是備付金還是貨幣基金，在現有金融體系之下，其資金的最終去向多數是傳統金融機構。便利和低價的融資會提高貨幣市場融資效率，使銀行降低超儲率，利于經濟復蘇期的金融效率。

更為重要的是，在有外部便捷資金彌補的前提下，銀行的流動性風險會得到較好抑制，尤其在定期存款轉向活期化的轉型期內。

在一個經濟反彈預期越來越強的周期內，互金對傳統金融機構的補充如及時雨一般，兩者在當下更互為依存而非對立。

以上分析乃是聚焦在互金（或稱金融科技）與銀行業的關系，其本意不在于附和當下的政策（對互金持寬容態度也是我一貫立場），而希望能夠從不同側面來描繪一個事物的多樣性，使我們不被偏見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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