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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物技術》再度關注農業微生物領域格局變化,目光投向具備專有技術的小型企業。
農業領域一直嘗試從自然界尋找化學農藥和化肥的替代品。
我們知道人體內外存在大量微生物,有些和人類是共生關系,參與調控我們的生理狀態和免疫能力。
植物內部、表面和根系土壤中,也天然存在著大量的微生物。它們幫助植物吸收養分,抵抗病蟲害,強壯根系,提高產量,以及應對高溫、嚴寒、干旱、鹽堿等極端環境的脅迫,即“抗逆”。
把這些微生物找出來,就可以減少化學農藥和肥料的使用。
業界為此努力多年。科研人員從自然界采集真菌和細菌,然后在實驗室、溫室和大田開展測試,施加選擇性育種壓力,篩選有潛力的菌株。在充分積累表型數據和基因數據的情況下,機器學習可以縮小候選菌株的范圍,降低多環境測試的成本。
最終的微生物制劑,使用方法和農藥化肥類似,用作種衣、噴濕葉片,或者撒進土壤。
01小型公司成為農業微生物創新主力
過去十年,小型公司為市場生產了最多的產品,涉及的微生物種類廣泛,如枯草芽孢桿菌中能夠抵御植物病原體的不同菌株,以及土壤中能夠改善植物營養和長勢的根瘤菌。
這些小型公司也得到了風投的大量支持。Pivot Bio 在2021年獲得4.3億美元的D輪融資,AgBiome 在2021年獲得1.16億美元的D輪融資,Indigo Ag 在2020年獲得5.35億美元的F輪融資。
農業巨頭多數通過投資、收購或者外包合作的方式,優化在微生物領域的資源配置。
科迪華新近收購 Symborg 和 Stoller Group,分別是一家西班牙微生物公司和一家美國生物肥料企業。
拜耳則是另一番操作。2017年,拜耳與 Ginkgo 合資成立了Joyn Bio。2022年10月,拜耳宣布完成與 Ginkgo 的生物制品研發基地交易,將位于加州的生物制劑研發基地和平臺轉讓給了 Ginkgo ,合資公司 Joyn Bio 的固氮及研發平臺資產也全面整合至 Ginkgo。
在這筆交易中,拜耳還一并轉讓了2012年從生物農藥公司 AgraQuest 獲得的微生物資產。作為協議的一部分,拜耳保留了將 Ginkgo 主要候選產品(固氮微生物菌株)以及該管線其他潛在產品商業化的權利。
拜耳表示已將植物生物制劑的研發重點轉向后期。在售微生物產品包括由枯草芽孢桿菌組成的殺菌劑 Serenade 和含有比萊青霉(Penicillium bilaiae)的 BioRise 2。BioRise 2 是微生物種衣劑,可以促進玉米和微生物的共生關系,強壯根系,提高吸收營養的能力。其他生防產品還有防治害蟲的脂肪酸和信息素。
生物農業頭部玩家 Bioceres 認為,像拜耳這樣的大型集團可能會越來越多地把創新交給較小的公司,自身作為合作伙伴,通過監管和商業化來推廣微生物產品。
這樣一來,證明微生物產品效果的工作也轉移給了小型公司:意味著從不同地點、環境中生成和采集大量田間試驗數據。
Bioceres 與阿根廷和巴西的數百名種植者達成了試用合作。如果使用效果不佳,Bioceres 給與補償,這是農業微生物產品拓展用戶的通行做法。Pivot Bio 公開數據顯示,2021年使用其產品的客戶種植面積超100萬英畝。Indigo Ag 公開數據顯示,其在北美、南美、歐洲和印度累計開展了 2,000 多次田間試驗。
渠道方面,Indigo Ag、Pivot Bio 和 Bioceres 都建立了自己的銷售體系,面向分銷商、零售商和農場主銷售產品。
多說兩句 BioCeres。這家傳奇公司總部位于阿根廷,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育種方面,其HB4轉基因抗旱技術獨步江湖。公司前身成立于2001年,靠23名農民每人集資600美元啟動,后續經過多輪融資,投資者既有孟山都(后被拜耳收購)這樣的巨頭,也有數百個南美種植大戶。
BioCeres 的微生物產品包括接種劑、生防劑、生物刺激劑。2022年3月,BioCeres 與美國 Marrone Bio Innovations 達成全股份合并協議,獲得后者農業微生物技術和菌株庫。2022年9月,BioCeres 就生物種子處理方案與先正達達成研發及分銷合作協議。
02研發策略:know-why,還是實地海選?
多數公司對作物或微生物菌株進行基因操作,包括剛才提到的AgBiome, Pivot Bio, Bioceres…
Indigo Ag是個特例。 它強調 "derive from plants, for plants",不對野生菌株進行基因改造,通過廣泛的田間種植測試進行實地海選:
- 每年對數千種菌株進行田間試驗評估,找出匹配不同地區、不同作物和環境壓力的野生菌株。目前產品組合包含超過 36,000 種菌株。
- 通過傳感器監測植物生長數據和天氣、土壤、病蟲害信息,從田間試驗中挖掘更多的關系數據,結合衛星遙感和機器學習,為種植者提供定制化的微生物方案。
不涉及基因改造,可以將產品進入不同市場(尤其有機農業市場)的阻力降到最小,同時簡化了公眾溝通的難度。
大范圍的田間試驗本身也有市場示范效應。只有收集充分的功效數據,才能說服種植戶和大型農業公司買單。
更深層的原因,是對技術實現成本和產品適用范圍的考量:
○ 厘清植物與微生物共生抗逆機制是龐大復雜的課題。
○ 迄今為止,很少有植物性狀被歸因于單個基因或途徑。在微生物組方面,識別參與宿主選擇的特定基因同樣具有挑戰性。
○ 考慮抗逆效果顯著的菌株不乏采自作物野生祖先者。遺傳學層面區分作物和它們的野生祖先之間的微生物群落差異,以及調節這些差異的機制,是另外一重繁重的研究。
在know-why 與know-how之間,Indigo Ag 選擇了更實用的方法,門檻卻又不低。
Indigo Ag 的聯合創始人 Geoffrey von Maltzahn 也是波士頓知名風投 Flagship Pioneer 的普通合伙人。他在接受Nat. Biotechnol. 采訪時說,“我們不得不在復雜的數據科學工具上投入大量資金——遠遠超過我創辦公司時的想象——這樣我們才能從較小的實地試驗環境中得出真實世界的結論。”
03觀察與留白
成熟的微生物表達體系,能否在農業微生物領域基于共生關系的場景中奏效,目前仍有很大的疑問。
將作物的野生共生菌株馴化成具操作性的遺傳表達平臺,本身也需面對巨大研發成本和不確定性。
大量研究表明,微生物組隨作物生長階段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單一或少數菌株能否在整個生長階段保持穩定尚不明確。
企業界現行的菌株優選策略大體分為兩類:
1. 在實驗室中承擔成本和風險。需要權衡候選菌株的體量和研發通量,對不確定的技術效果有所預期,以及這種過程本身也將喪失遺傳多樣性。
2. 把遺傳學的工作交給自然。從自然界廣泛收集不同基因型的菌株,再利用統計學工具為它們尋找最適合的場景和施用策略。
毋庸置疑,人類最終將克服遺傳學的難題,人工改造的微生物也將充滿農業生產系統,盡管可能是以我們當前所無法想象的方式。
參考文獻:
[1] Emily Waltz, 2023, Nature Biotechnology, Small innovators advance microbes as alternatives to chemical crop spray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7-023-01670-6
[2] Jos M. Raaijmakers and E. Toby Kiers, 2022, Science, Rewilding plant microbiomes: Microbiota of crop ancestors may offer a way to enhance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n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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