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別三年之后，演唱會終于再次回到我們面前，在舞臺上、燈光里、音樂中，急迫又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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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電廠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有超過50組藝人將個人演唱會提上日程，全國場次至少在200場以上。僅以5月20日為例，就有包括梁靜茹、劉若英、張韶涵、李宇春、李榮浩、張杰、薛之謙等在內的近20位歌手開唱，演唱會所在地覆蓋北京、上海、長沙、鄭州、太原、泉州等多個城市。BLACKPINK澳門演唱會甚至吸引了Angelababy、歐陽娜娜等諸多明星到場，備受期待的周杰倫、五月天、陳奕迅也即將登臺開唱。以至于有觀眾調侃：“你能想到的那些歌手，不是正在開演唱會，就是在開演唱會的路上。”

然而，相遇的入場券只屬于一部分人，叫好又叫座的演唱會終究只是少數。需求旺盛、行業火熱背后，不乏急功近利、渾水摸魚的草臺班子，規劃草率、回報慘淡的項目，以及在利益驅使下過度商業化的行為。極度分散的演出市場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觀眾選擇中，糾正、完善、進化。

夢境一般的現場之外，這其實是一場贏家通吃的游戲。

演唱會“遍地開花”

2月中旬起，“全國各地跑”就成為了許多演出行業從業者的常態，因為需要前期籌備、落地執行乃至等待驗收的演唱會項目實在是太多了。“所以出差比較頻繁，到處飛”，一位演出行業人士說道。

定檔、預售、搶票，演唱會市場的“報復性”回歸體現在觀眾層面，是一票難求。來自票務平臺大麥的數據顯示，周杰倫“嘉年華”世界巡回演唱會三城12場全部秒罄，最熱門場次搶票人數突破300萬；薛之謙“天外來物”巡回演唱會數據熱度居高不下，衢州、佛山、鄭州均先后加場。有行業人士預測，2023年上半年演唱會市場票房規模將達到30億元。

五月天演唱會甚至帶動了北京住宿行業整體升溫。美團、大眾點評數據顯示，5月9日即開票當日，五月天演唱會期間北京全城住宿預訂量較2019年同期增長約300%。其中，演唱會場館——鳥巢周邊5公里的住宿預訂量上漲2400%。

在場館外手持門票拍照打卡，竭盡全力地喊出舞臺上那個人的名字，認真參與每一首歌曲的合唱部分，不約而同地打開手機閃光燈制造星星的海洋，甚至高舉紙袋只為接住噴灑而出的印有歌詞的彩條——那些熱烈而慷慨的反饋，是觀眾對一場演唱會所能給出的最誠摯的贊美，以及毫不掩飾的渴求。

手腕酸痛，換一只手揮動熒光棒；嗓子啞了，卻不肯停止跟唱與尖叫。一位在5月21日當晚觀看李宇春演唱會的觀眾激動得哭了：“看著她的臉，聽著她的聲音，覺得自己每個細胞的記憶都被喚醒了。好久不見，有演唱會真的太好了，能夠相遇真的太好了。”

演唱會的主辦者也是如此。從前置的準備工作，到開票火爆之下的果斷加場，主辦方的激進與觀眾的瘋狂形成了奇妙的對照。一位演唱會主辦方人士告訴電廠，過去三年，從主辦公司、舞臺設備租賃公司到相關供應商團隊都失去了工作場景，演出行業的上下游面臨著巨大的現金流壓力，自然希望節奏加快。“大家等了這么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在有活兒干的情況下，當然要一窩蜂地趕緊做，把這三年的錢都賺回來。”

事實上，上述演唱會中的相當一部分屬于受疫情影響而推遲的項目，例如周杰倫、張韶涵、張信哲、薛之謙等歌手的個人演唱會，延期至今，終于重啟。

當然，臨時組局的玩家不在少數。尤其是密集程度更甚的音樂節，僅五一假期就出現了超40場音樂節演出，堪稱頭部樂隊與音樂人的大型拼盤巡回演唱會。

前音樂行業從業者張胡斌認為，政策層面對消費的鼓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演唱會報批的難度。于是，一方面是演唱會扎堆涌現，層出不窮；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非一線城市開始獲得搭建舞臺的機會，而這恰是促進文旅融合的抓手之一。

與此同時，演唱會“下沉”存在另一個關鍵原因——一線城市、主要場館的檔期異常緊俏，歌手實力強勁、前期準備充分的主辦方早已捷足先登，其他參與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更何況，一線城市演唱會過于密集，為了彼此錯開，一些主辦方另辟蹊徑，反而傾向于考慮一些缺乏豐富文化生活配套的冷門城市，“或許路人盤還不錯”。

如何辦一場賺錢的演唱會？

而在喧囂之外，一個問題備受關注：在這場一擁而上的演唱會之戰中，誰能賺到錢？

多位受訪者向電廠透露，國內演唱會的收入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票房，二是商業贊助。前者所占比例較高，后者則“非常少”。

具體到票房部分，“賣得好”的演唱會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路人盤非常扎實的項目，藝人的名字耳熟能詳，周杰倫、五月天、陳奕迅、張學友、孫燕姿、林俊杰均屬于此類。“都是我們以前聽說過的歌手，除了一直以來追隨的粉絲，他們的受眾依然廣泛，面向的是真正意義上的中高消費能力人群。”前述演出行業人士總結。

在前述演唱會主辦方人士看來，這些項目在開票前已經可以預計售罄的結果，也只有具備一定地位的頭部藝人才敢于在全新的城市試水，甚至連開多場，因為“這是一個贏家通吃的邏輯”。

至于第二類，則是選秀出身的藝人，優點是粉絲固定且基數可觀，復購水平極高。缺點同樣明顯，可持續性參差不齊——有的人可以長紅十幾年，產出穩定，至今活躍于一線；有的人單曲數量根本撐不起一場演唱會，內容價值急劇衰減，在賺了幾年快錢之后銷聲匿跡。

除了票房本身，賺錢與否更和成本密切相關。據電廠了解，演唱會成本可以分為藝人秀費、場館租賃、舞臺設備、票務平臺服務、其他成本等幾個部分。

其中，藝人秀費占比最大，少則一半，多則六七成以上。多數情況下，為了保證舞美、燈光的一致性，港臺藝人舉辦演唱會習慣自帶舞美、燈光，舞臺硬體工程與秀費打包，統一支出，不與票房關聯。十年前，周杰倫、陳奕迅等藝人的演唱會打包費用在五六百萬元左右，而現在，這個數字有望逼近千萬元甚至更高。

此外，觀眾從票務平臺購買門票，存在6%至8%的代理費。而場館租賃，以及包括安保、贈票等在內的其他成本，可以統一視作主辦方的運營成本。

前述演出行業人士介紹，國內各省主體育館租金一般在30萬元/日至50萬元/日，體育場租金更為昂貴，在上百萬元/日至數百萬元/日不等。

以可容納觀眾9.1萬人的國家體育場“鳥巢”為例，在這里舉辦一場個人演唱會，是許多歌手夢寐以求的目標。2014年，時任國家體育場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相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鳥巢場地租賃費用基準數字是300萬元/日，具體場地費用隨一些因素浮動，比如演出賽事級別、檔次，吸引人數越高，場租越低。

在張胡斌看來，這是一個涉及行業效率的問題。場館利用效率越高，所得收入越高，邊際成本越低；場館利用效率越低，團隊成本越高，執行效果越差。然而，當下多數場館長期處于空置狀態，單次費用居高不下，再加上贈票等附加成本，留給主辦方的盈利空間并不算大。

所有的成本都將經過詳盡的計算，被編織進每一張在售的門票之中。內地與香港演唱會票價的差距，可以作為一個注解。一位觀眾幾年前曾經搶到陳奕迅香港演唱會的門票，彼時票價最高為980港元，現在依然基本持平。她提及，與之相比，如今內地動輒1680元、1880元甚至沖上2000元的票價“真的太貴了”。“在香港，最便宜的票價，和看一場電影也差不多了。”??

流程與背后的角色

對處于行業鏈條下游的觀眾來說，大麥、貓眼等票務平臺是距離最近的角色。但在演唱會從籌備到結束的整個流程中，售票不過是環節之一。

報批是一場演唱會的起點，只有獲得一系列許可才有資格舉辦活動。但在此之前，多項準備工作已經完成。首先，主辦方與藝人團隊或經紀公司就巡演計劃進行接洽，確定地點、規模、主題、創意等方向。隨后，主辦方核算成本，給出預算和票房規劃。方案初步形成即可匯總材料向當地文化、公安等有關部門報批，并在拿到批文后于票務平臺開啟預售。隨著開票完成，場館舞臺搭建等工作按部就班、有序推進。一套流程跑下來，從開始籌備到演出結束，整個周期短則兩三個月，長則半年甚至更久。

一般情況下，在一場個人演唱會的運作中，藝人與背后的經紀公司掌握內容本身，位于最上游。主辦方負責出錢，除了親自上陣對接舞美、燈光設計團隊，還可以與一些協辦公司即當地演出商合作——后者承接了協助報批、現場執行等工作，部分依托于贊助商資源的拼盤演唱會同樣由它們完成落地。值得一提的是，主辦方的角色并不固定，有時候，藝人經紀公司自身也可以是主辦方。

接下來是票務平臺，涉及獨家與分銷。前述演出行業人士表示，過去，獨家票務平臺意味著只此一家，現在是“票務總代理”拿到多數門票，其他票務公司瓜分余下門票。這里的關鍵在于所使用的票務系統，比如從票面上來看是來自大麥的票還是來自貓眼的票。

此外，更細化的角色如舞臺搭建團隊、安保、志愿者等也將逐一登場。至此，一場演唱會背后的角色拼圖已大致完善。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角色眾多且疫情前國內演出市場規模始終保持高速增長，但行業品牌化趨勢較弱，尚未出現比肩Live Nation的推手——這家全球現場演出行業巨頭，旗下涵蓋票務、演出、娛樂營銷解決方案三大業務。每月有超2600萬名訪問用戶，每年為全球超2000位藝人制作20000余場演出，通過現場演出及多個平臺觸及2億名消費者。

從模式上看，CMC Live華人文化演藝是與之最為接近的，作為華人文化旗下的演藝平臺，其于2017年底結盟各省市21家龍頭演出公司，布局覆蓋全國。前述演出行業人士對電廠表示，資源集中化的CMC Live華人文化演藝能夠參與大部分演唱會的籌備工作，市場份額勢必很高，但即便如此，也遠遠談不上壟斷。

“因為這個行業就是極度分散的，藝人也分散在多家經紀公司里，演唱會的體量也好，藝人的能力也罷，又各有不同。”以場館規模為標準，演唱會市場可以劃分為四檔。從最小的Live House級別，到可容納一兩千人的劇場，再到少則三四千人、多則上萬人的體育館，最終進化到小場兩三萬人、大場五六萬人甚至更高的體育場。由小到大，構成了一個藝人舉辦演唱會的成長路徑，也為不同體量的公司創造了不同的機會。例如，有些公司只主辦體育館以上的演唱會，有些公司傾向于和固定經紀公司合作等。

而張胡斌提到，演出行業發展至今，如此龐大的市場卻無法產生真正的“中國版Live Nation”，原因在于每個城市都至少有一家可作為演唱會主辦方的公司。“這個公司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這就導致更高層級的全國性演出機構是不可能存在的，沒辦法，根本打不穿的。”

實力和專業的勝出

事實上，當下更大的矛盾在于，演出行業亟需收復暌違三年的“領地”，正在以翻倍的產能輸送產品。然而，面對如此高濃度的市場，盡管觀看演唱會的需求已經集中爆發，但整體消費能力終究是有限的，非理性需求下觀眾的熱情、注意力與對演唱會的新鮮感，總有消耗殆盡的一天。“這一定是一個擊鼓傳花的游戲，一直傳下去，到某一個點突然就崩掉，現在的一些音樂節已經在虧錢了。”張胡斌說道。

尤其是一些此前未曾舉辦過演唱會、被過度開發的城市，“下半年這種現象會比較明顯，發現門票賣不動”，前述演出行業人士補充。

一旦上座率較低、現場空蕩蕩，不僅不利于主辦方的生存，也將直接影響藝人在演出市場上的位置。后者的演唱會口碑下滑，數量驟減，且城市層級越來越少，整體規模越來越小。

一位前音樂行業人士認為，對部分偶像藝人而言，演唱會與代言、綜藝一樣，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一方面，他們不是創作型歌手，缺乏版權收入；另一方面，倘若粉絲之外受眾寥寥，帶來的收入甚至不如所謂的平臺神曲。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許久不發新專輯的藝人，也熱衷于舉辦個人演唱會——為了收入。不過，演唱會更大的作用在于交流。藝人每走到一座城市，就會有幾千、幾萬人重新認識并愛上他，堪稱一種延續職業生涯的地推方式。如果票房表現出色，也將進一步提升藝人的商業價值。

在過去十幾年間，演唱會的運作模式相對固定，其中既有根基深厚、充分了解音樂行業的專業公司，也不乏為撈一筆躬身入局的草臺班子。前述演出行業人士預計，經過不確定性的洗禮，這種情況從今年起會發生變化。即演唱會資源將更多地向實力雄厚、專業性強、善于整合優質內容IP、判斷準確、執行果斷的公司靠攏。

“演唱會是一種高風險投入，動不動就先砸進去幾千萬元，誰都希望和實力強、專業、靠譜的團隊合作，對主辦方的要求會越來越高，外部隨隨便便一個公司想進來做演唱會，可能性不是特別大了。”該人士補充。

不論行業的風如何繼續吹，觀眾真正在意的是自己能否搶到心儀歌手演唱會的門票。在存在一定比例贈票、票數與搶票人數差距懸殊且熱門演唱會性質趨于理財化、背后暗藏巨大利益的前提下，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近期，梁靜茹、劉若英上海站演唱會實行了“強實名制”購票規則，即“人、證、臉”合一，必須攜帶與門票綁定的本人身份證件，核驗證件信息并通過人臉識別，方可入場。

看起來，這的確有效地限制了黃牛倒賣行為，但也演變為一把雙刃劍。由于不支持退票與轉贈，當觀眾遭遇突發狀況時，門票只能浪費。何況贈票并不受限，制約作用僅針對代搶一類，以及普通觀眾。

即便如此，規范而靈活的購票制度仍舊是未來演出市場的發展方向。如果說演唱會是一場綺麗的夢，除了拿到入場券的少數幸運兒，更多的人依然排著隊，揮著愛的號碼牌。而在造夢者最初的設想中，做夢的機會本該平等地屬于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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