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讓人工智能再次引起科技界的震動，同時也激起了政策制定者、消費者倡導團體以及企業領導層的警覺。他們普遍要求為這種前沿技術制定規范，以確保其發展道路的可控性和可持續性。

幾個月前，馬斯克資助的生命未來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FLI）發起了一場具有影響力的公開信簽名運動。該運動強烈呼吁先進大模型研究應至少暫停6個月，目的在于對當前人工智能發展的快速膨脹進行深入反思，因為這可能正導致我們失去對這項技術的控制。

上個月，人工智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I Safety，CAIS）公布了一份矚目的簡短聲明。這份聲明得到了OpenAI和DeepMind的高級管理人員、圖靈獎得主以及其他AI領域的領軍研究人員的共同簽署。他們稱AI這一堪比“疫情和核戰爭”的技術或對人類構成生存威脅。

(相關資料圖)

不過，與眾多AI謹慎派不同，以“深度學習三巨頭之一”楊立昆（Yann LeCun）為代表的樂觀派并認為，我們應該更加耐心，更加相信科技的進步；AI現階段仍處在它的青澀和幼稚期，我們遠未抵達那個需要緊急行動的點。

這兩派的對立并非細枝末節的學術爭論，而是關于人類如何看待技術的問題，是人類把技術看作是工具，完全受人類控制，還是把它看作可能脫離人類控制，甚至危及人類存亡的潛在威脅。

樂觀派：AI不如狗

上周三的Viva Tech大會上，Meta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被問及AI目前的限制。

“這些系統仍然非常有限，它們對現實世界的底層現實沒有任何理解，因為它們完全是在大量的文本上接受訓練的。”楊立昆說，“大部分人類的知識與語言無關……所以人類經驗的那一部分并未被AI捕捉到。”

“這告訴我們，人工智能還缺失了一些真正重要的東西……別說是趕上人類的智力水平了，人工智能現在是連狗都不如。”楊立昆總結道。

這并不是楊立昆首次發言“AI不如狗”，在上月底350位AI領域大佬簽署CAIS組織的聯名公開信時，楊立昆轉發了同是樂觀派華人科學家吳恩達的推文表示：

“在人類最重要的生存問題清單上，根本排不上超越人類的人工智能。主要是因為它還不存在。直到我們能設計出起碼達到狗狗水平的智能（更不用說人工智能了），再來談安全問題也不遲。”

當然，“AI不如狗”本質上輸出的結論是，人類并沒有真正設計出超級智能系統，談論安全或控制問題有些為時過早。至于如何更加全面地反駁AI威脅論，他提供了兩個更有力的論證角度。

其一，人們不會給現階段的AI以完全自主權：

楊立昆指出，現階段的自回歸模型如GPT-4，雖然擁有強大的自然語言處理能力，但其輸出結果是不可預測和難以控制的。無論是改變訓練數據的統計信息，還是調整問題的形式，都無法直接地約束這些AI模型以滿足某種特定目標。

這種情況自然引發了一系列的擔憂。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假設，一旦允許這些AI系統自由地做任何我們能通過互聯網連接的事情，讓它們有自由使用網絡資源的權限，那么它們可能會做出一些瘋狂的、不理智的，甚至可能帶來危險的行為。一些人擔心，我們將無法控制這些AI系統，它們會逃脫我們的控制，甚至可能控制我們，因為它們的規模更大，所以它們的智能也會增強。

然而，這種觀點其實是沒有根據的，或者說是純粹的想象和夸大。未來被授予自主性的系統，應該是能夠規劃一系列行動、有明確目標且易于控制的。因此，楊立昆預測，理智的人不會使用完全自動的大語言模型，他們會轉向更復雜、可控制的系統。

其二，智力和控制欲毫無關聯性：

許多人認為，智能實體會因為比人類更聰明而想要支配人類。然而，楊立昆認為這是個誤解。智力高并不意味著就有支配他人的欲望，這更多的是與進化和生物性質相關。

人類、黑猩猩、狼、狗等社會動物會想要影響他人，是因為它們在進化過程中建立了這種欲望。而對于非社會動物如長頸鹿來說，它們并沒有支配他人的欲望。因此，控制欲望和能力與智力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之間沒有必然聯系。

此外，談及AI帶來的失業問題，他認為關鍵在于如何分配財富，如何組織社會使每個人都能從中獲益。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也不是人工智能造成的新問題，而是技術進化造成的。

在楊立昆、吳恩達等樂觀主義者的觀點中，可以發現一個共識：任何新技術在初次出現時，都不可能完美無缺。

實際上，人類需要的是一種可以控制的方式，限制技術可能帶來的危害，對其進行有效地監管，并解決可能的惡性用例。完全中斷研發進程并不是一個明智的決策。人類應該保持對技術進步的尊重和包容，而不是因為害怕未知而過早地否定其潛在的價值。

謹慎派：心思各異的聯盟

相較于樂觀派，謹慎派的陣營似乎人數更多，也反應了人性的一種普遍趨勢。當新的事物出現時，它往往會引發人們的擔憂和疑慮。這是人類對可能帶來顛覆性改變的新技術所產生的本能反應。

在兩輪的公開簽名活動中，可以看到謹慎派的聲音和影響力逐步增強。當這種關于“AI風險”的討論在外界引發了廣泛地思考和討論的同時，一些質疑聲音也不斷出現。

關于“AI的風險和危害”，這個話題已經成為了一個表態的舞臺，每個參與者都希望在這場風潮中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

然而，問題在于，這場大討論真的有用嗎？表面看起來，似乎每個人都在積極參與，但實際上，卻鮮有人真正采取行動。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顯得像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那些創造出AI技術的人參與這種聲明，其實無非就是為了給自己博取好名聲。”這是不少業界人士對這種現象的評價。

就連“人工智能之父”，德國計算機科學家于爾根·施密德胡伯（Jürgen Schmidhuber）也表示，許多在公開場合對人工智能的危險提出警告的人只是在尋求宣傳。

當然，在一些人可能試圖利用這種情況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的同時，不乏也有一些獨到的見解。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人工智能倫理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曾毅，也在CAIS組織的這封公開信中簽名。他認為，公開信的目的并不是阻礙人工智能的發展，而是絕大多數人有權利知道人工智能的潛在風險，研發者們也有義務確保人工智能不給人類帶來生存風險，至少要確保這種風險的最小化。

在他的觀點中，人工智能對人類生存所可能帶來的威脅，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

如果將目光放到無限遠，遠到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級智能到來，AI智力水平可能遠超人類，那么或許就會像很多影視作品呈現的那樣，視人類如同螻蟻，與人類爭奪資源，甚至危及人類生存。

如果只看現在和不遠的未來，當代人工智能只是看似智能的信息處理工具，不具有真正的理解能力。但曾毅認為，正因為它們算不上真正的智能，不理解什么是人類、什么是生死和什么是生存風險，才有可能會以人類難以預期的方式犯下人類不會犯的錯誤。而這恰恰是更緊迫的關切所在。

有趣的是，這似乎正好在反駁楊立昆的兩大主要論點。

此外，謹慎派陣營中，三位“人工智能教父”中的兩位辛頓（Geoffrey Hinton）和本吉奧（Yoshua Bengio）也赫然在列。他們曾因在深度學習方面的工作，與楊立昆共同獲得2018年“圖靈獎”。

然而，與楊立昆的觀點相左，本吉奧在接受采訪時坦言，他開始對自己這一生的工作成果產生了一種“迷茫”的感覺。本吉奧認為，所有致力于構建強大AI產品的企業都應該進行正式的注冊和報備。“政府需要對這些公司的行動進行追蹤，對其工作內容進行審查，對AI行業至少要實行像對待航空、汽車或者制藥等領域一樣的監管機制。”

辛頓則在近期辭去了谷歌的工作，并警告這一技術領域的持續發展或將帶來巨大風險。辛頓表示，“我總在用這樣的借口安慰自己：哪怕我自己不做，其他人也會這樣做。但目前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防止壞蛋利用 AI 來作惡。”

辛頓對于AI的擔憂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他擔心AI會完全取代那些需要大量記憶的工作，這可能會對許多行業和職業產生深遠影響。其次，隨著AI逐步獲取編寫和運行自身代碼的能力，他擔憂AI最終可能取代人類的位置。

上文中對立兩派的觀點，其實也有重合的地方。對于如今的 AI 是否具有風險以及該如何克服，兩派代表人物楊立昆和奧特曼看法一致。他們都認為，即便風險存在，但可以通過仔細的工程設計，減輕或抑制它。

可以肯定的是，隨著AI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深化，兩派之間的爭論和爭議仍將持續不斷。

不過相對于國外熱火朝天地討論，國內對AI倫理和風險的關注相對較少。市場似乎更專注于AI大模型如何改變各行各業，并對此感到喜悅和興奮。

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為了在全球競賽中奪取發言權，商業公司首先需要縮小與國外AI大模型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正由于國內的AI大模型能力還未進入未知前沿，大家對AI可能帶來的威脅并未給予足夠的關注。

在此背景下，國內的AI創業者更傾向于維持一種技術樂觀主義的態度，他們不希望過早收斂自身發展，認為這將相當于提前投降，放棄了與國外競爭的機會。

總的來說，這次的爭論并非毫無意義的口舌之爭。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舞臺，讓我們深入探討AI的未來走向，以及如何以人類的智慧和經驗，來引導這一領域的發展，使其真正地服務于人類社會，而非反過來控制我們。

從這場激烈的辯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類現在正站在一個重大的決策點。無論是選擇樂觀地擁抱AI的發展，還是謹慎地審視其可能帶來的風險，都需要意識到，現在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將會影響人類和AI之間的關系，也將塑造人類對未來的想象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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