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7日，東京醫療中心院長新木一弘在媒體的鏡頭下接種了一劑輝瑞疫苗。這是日本國內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中的第一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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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廣播協會當年5月11日的報道，“完成第一針新冠疫苗接種的人口比例”在以色列為63%，英國為52%，美國為46%，而日本僅為2.91%。

此時，距離東京奧運會不到60天，日本疫情卻遲遲不見好轉。日本媒體接連曝光質問“新冠疫苗接種管理混亂”、“新冠疫苗一劑難求”等問題。

很多人疑問，作為全球第三大醫藥市場，日本擁有安斯泰來、第一三共、武田這樣的跨國大藥企，其在制藥方面的優勢不言而喻。

但在疫苗產業，為何如此落后？因為沒有自研疫苗，4月中旬，訪美的日本首相菅義偉不得不親自致電輝瑞CEO，希望追加供應疫苗。

至于日本的國產疫苗，遲到了太久。2023年7月31日，第一三共針對原始毒株的mRNA新冠疫苗獲批上市，成為日本首個獲批的國產新冠疫苗。

但如今，疫情漸漸消退，新冠毒株更是換了一代又一代，針對原始毒株的疫苗早已過時。對于日本而言，這款疫苗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日本疫苗行業的孱弱，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上，幾十年前的日本疫苗行業不僅不差，還算得上世界前列。但隨著一系列疫苗安全問題的出現，日本民眾對疫苗的信心不斷消失，日本成了世界上疫苗信心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疫苗市場規模也不斷縮水，企業開發新疫苗的積極性極低。

80年代以來，日本疫苗行業開始經歷嚴重的衰退，空白持續了足足15年。直到新冠爆發，日本陷入無苗可用、一苗難求的境地。

任何時候，對于任何一個行業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技術的壁壘，也并非激烈的競爭，而是所有人都失去對未來發展的信心。

不斷加劇的信任危機

將時間拉回到上世紀80年代，彼時的日本疫苗技術居于世界前列，尤其是水痘、流行性乙型腦炎和百日咳等疫苗技術水平一流，甚至被授權給美國及其他地區。

那么，拿了一把好牌的日本，是怎么輸的？

這還要追溯到幾十年前日本發生的一系列疫苗丑聞。1975年，日本出現了兩例接種DTwP疫苗后死亡事件，這也導致該疫苗的接種一度被暫停。自此之后，日本民眾開始對疫苗接種產生懷疑。

在民眾對疫苗的懷疑尚未平息之際，日本強制接種的疫苗又出事了。1989年，日本引進的一款麻腮風三聯疫苗，導致接種疫苗的180萬新生兒中，出現了1700多例無菌性腦膜炎。

事實上，當時海外其實有一些無菌性腦炎發生率更低的疫苗，不過為了保護國內的疫苗企業，日本政府推遲引進了這些安全性更好的疫苗。這加劇了民眾對疫苗的不信任。

此后，日本又發生了多次疫苗安全事件。80年代，日本發生了“藥害艾滋事件”，導致1800名血友病患者使用被污染的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2015年，日本疫苗、血制品中心Kaketsuken，被曝存在數十年的造假行為。

在一系列丑聞之后，日本民眾對疫苗的不信任感不斷加深。

根據《柳葉刀》的一項研究，日本是世界上疫苗信心度最低的國家之一，只有不到30%的人強烈認為疫苗是安全、重要和有效的，而美國的這一比例至少為50%。

信任喪失，輿論對于疫苗也并不友好。典型的是曾轟動日本的HPV疫苗風波。

目前全球都在廣泛接種的HPV疫苗，早在10多年前就有日本企業開發過。2010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將HPV疫苗列入國家免疫接種計劃，之后許多女孩接種后卻出現暈厥、全身慢性疼痛等癥狀，多地受害者要求追究制藥廠以及日本政府的責任。他們認為日本政府在未確保疫苗安全性的情況下便批準并推薦該疫苗。

日本有一種說法——安全是免費的。盡管多數人可以接受治療過程中的副作用，但無法接受為了預防疾病而受到傷害。數年來，日本很多媒體一直在質疑HPV疫苗的有效性，并反復報道接種后可能發生的不良反應。

輿論壓力下，日本政府取消了對這款疫苗的接種推薦。到2020年，日本HPV疫苗接種率已降至0.1%，而在美國這一數字為80%。

這也極大消磨了企業對于疫苗研發的熱情和動力。

失去的十五年

面對日本民眾對于疫苗的信任危機，以及輿論的譴責指控，日本政府的一系列騷操作，非但沒能挽救日本疫苗行業，反而將整個行業發展拉入了深淵。

在上文提及的麻腮風三聯疫苗事件發生后，日本政府被訴至公堂。

1992年，東京高等法院作出了裁決，即使沒有科學證據證明疫苗與不良事件之間存在聯系，政府也需要對多種疫苗的不良反應（包括副作用）承擔責任。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拿出32000億日元的巨額和解金，以應付訴訟。

理論上，為了減少類似不良事件的發生，日本政府應該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引導行業研發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好的疫苗。

但實際上，這次裁決后日本政府上下彌漫著，“只要疫苗發生問題，我們就得背鍋”的情緒。應對疫苗問題，日本政府開始選擇“甩鍋”。

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預防接種法》，將“義務接種”疫苗改成“努力義務”。兩字之差，直接改變了日本疫苗行業的命運。

日本民眾本就對疫苗缺乏信任缺失，在疫苗接種轉為自愿后，日本疫苗接種率大幅下降。拿流感疫苗來說，1994年開始日本國內流感疫苗接種量近乎歸零。

接種率不斷降低的同時，疫苗市場也隨著兒童人口的減少而萎縮。日本疫苗市場規模開始下滑。

同時，日本政府對疫苗的審批也開始趨嚴。在1993年至2007年間，日本不止自己的疫苗開發停滯不前，對外也只引進了兩款新疫苗，可謂慎之又慎，而同期美國推出了17種疫苗。

這造成了日本長達十五年的疫苗缺口，日本的疫苗產業發展也由此逐漸陷入停滯，甚至是衰退的境地。

不友好的監管環境

在這十幾年時間里，日本的政策、監管環境，更是給疫苗產業澆上了一盆冰水。

一方面，厚生勞動省監管的“護航制度”阻礙了日本疫苗企業的發展。

所謂“護航制度”，是日本政府為保護特定產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等競爭力較弱的企業）、避免過度競爭而培育和發展產業而實施的政策。其特點，就是強有力的行政領導和封閉的產業體系。

在“護航制度”干預下，負責生產常規疫苗的小疫苗商業可以穩定發展，至于那些研發新疫苗的企業，政府很少提供援助。

日本生物制藥企業UMN Pharma的破產便是這一點最好的說明。

UMN Pharma曾試圖利用基因重組技術開發一款流感疫苗，還斥資超100億日元建設工廠，但由于得不到批準，2017年UMN Pharma撤回了申請。此后，UMN Pharma 陷入了資不抵債的困境，被日本鹽野義制藥公司并購。

另一方面，多年來日本政府始終沒有為科研和疫苗開發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

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疫情在韓國暴發時，日本政府曾委托石井健教授進行針對MERS的mRNA疫苗研發。

當研究團隊順利完成動物實驗時，日本政府卻以疫情已經結束為由，停止了繼續投入研發經費，這款mRNA疫苗研發也隨之夭折。如果當時日本政府選擇繼續深耕mRNA疫苗技術，或許在新冠爆發之際，也不陷入一苗難求，完全依靠國外疫苗的被動境地。

即便是在疫情期間，日本政府對于新冠疫苗研發的預算依然不足。

2020年5月，日本政府為新冠疫苗的研發和生產制定的補正預算約2000億日元（約合18.5億美元）。同期，美國政府提出一項名為“曲速行動”的攻關計劃，加速新冠疫苗、藥物研發以及檢測，撥款180億美元支持疫苗研發。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要知道，疫苗研發本就是一個費時、費力、費財的工程。但日本政府對疫苗產業，既吝嗇于資金的投入，又缺乏政策的積極指引。在這一背景下，日本疫苗的產業衰退幾乎是注定的命運。

搶救疫苗企業的信心

日本輿論和法律環境對于疫苗創新的不友好，是橫亙在行業、企業面前的兩座難以跨越的大山。

“醫療發達的日本，為什么國產疫苗遲到了？”、“日本何時可實現全民接種新冠疫苗？”類似拷問接連不斷，日本民眾對于政府的疫苗接種工作不滿意率也超60%。

新冠疫情爆發后，日本政府深切體會到了疫苗之于國家的重要性。日本疫苗學會理事長岡田賢治在接受日媒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日本的疫苗管理只不過是厚生勞動省管轄下的一項衛生政策，但這次的新冠疫苗開發需要通過產業界和學術界的合作，應是國家危機管理的一部分。”

如今，日本政府也開始下定決心在這疫苗領域迎頭趕上。

2022年3月，日本成立了生物醫學先進疫苗研究與開發準備和響應戰略中心，旨在解決日本疫苗研發缺乏人力、財力、監管進程緩慢等問題。

此外，日本還在推進一項投資1.1萬億日元（85 億美元）的計劃，旨在讓日本有能力在100天內開發出針對新病毒的疫苗。

在失去15年之后，這些遲到的政策、資金，能否讓日本的疫苗產業發展重回正軌，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畢竟，日本民眾對于疫苗安全性的擔憂還在，疫苗市場的規模也就不可能出現猛烈地回升，而這些問題都不是靠砸錢、靠行政命令能解決的。

回顧日本疫苗行業的衰退，在每次出現安全問題后，日本政府并未試圖去恢復民眾失去的信心，而是為了逃避責任一再退卻。最終，日本政府一次次選擇種下的因，造成了日本在面對新冠疫情時，無疫苗可用的果。

回看日本疫苗產業衰退的故事，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深刻警示，決定一個行業走向的從來不是威不可測的行政命令，而是這個行業中的人對于未來的預期和信心，這反過來也會影響一個行業的未來。

一旦將寶貴的信心失去了，后續的追趕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百倍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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