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英國倫敦，一個尋常的清晨。

威廉姆·利華爵士從美夢中醒來，在簡單的洗漱后，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

作為知名消費品巨頭“聯合利華”的創始人，每天和不同的供應商和投資人打交道，是他生活中的常態。在經歷瑣碎而繁雜的會議溝通之后，一小部分商品會得到保留，而另一小部分產品，則可能無緣聯合利華的貨架。

(資料圖)

令人驚詫的是，衡量商品價值的標準，并不是通常的銷量和利潤，而可能是“是否具備道德風險”，以及“是否環保”。

這樣充滿“倫理感”的商業行為并不是偶然，盡管后世的經濟學家們相信，“資本永遠只流向利潤最高的地方”，但至少在18世紀之后的歐洲，仍然不乏有類似的個例存在。

而驅使上述個例的動力，則來自于宗教信仰，對此，衛理公會主義創始人之一約翰·衛斯理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

“教導人們如何去投資是新約圣經的第二大要務。”

他在教義第五十章《金錢的使用》中強調，商人應該對世界財富進行“善良的管理”，包括引導財富流向健康、道德的領域。

類似的思想，對于維多利亞時代的歐洲，同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越來越多基于宗教信仰的投資者開始拒絕投資“惡性行業”，包括煙酒、賭博、武器制造業和部分破壞環境的產業。

這一現象在現代學者的話語體系里，被命名為“倫理投資”，往后的日子里，風靡全球的社會責任投資和ESG指數，正是源自于此。

在ESG及其相關理念風靡全球的當下，重新閱讀這段充滿古典感的歷史，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發現兩個細節：

資本并非只追求回報率，而是同樣可以受到更高價值的約束眾多的倫理商業行為中，引導資本的流向和配置永遠最為重要

這也是為什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姜萬軍認為，落實ESG最核心的關鍵在于治理（G），要首先將金融機構轉變為“負責任的投資者”。

01 銀行業的ESG：一場“名利雙收”的游戲

回望過去，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在諸多環保和社會責任事業中，一直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

從建筑、電力到化工、制造，一切實體產業的減碳流程，總是先從生產環節中的“節能減排”開始。而具體到銀行等金融產業，由于所謂的“生產環節”并不存在，因此，銀行業的ESG活動并不迫切需要從“自身”出發。

以國有六大行之一的建設銀行為例，公開資料推算可得，該行2021年的人均碳排放為4.927噸/人，這一數字不僅遠遠低于建筑業巨頭中國建材的同期人均碳排放（1329.8噸/人），相較于全體國民的人均碳排放數字（8.42噸/人）也有一定差距。

圖源：建設銀行2022ESG報告

事實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金融產業制造了超出平均水準的碳排放，亦或是金融從業者消耗了更多的能源、材料。

這也意味著，像互聯網公司和房企那樣，建造推行“綠色環保”的總部大樓，對于銀行業來說，并不是什么高效的ESG舉措， 金融行業的具體ESG實踐和成果，更多是通過借助資源“賦能外部”的形式展開。

在這基礎上，銀行所代表的金融業，在推行ESG治理的“驅動力”層面，相較一般的企業也有所不同。

耶魯大學教授丹尼爾·埃斯蒂在《從綠到金》一書中，曾經總結過企業從事社會責任和環保活動的幾種普遍動力：

對支付經濟代價的恐懼，例如因搭載重金屬污染電線，而被罰款1.3億美元的索尼公司幫助企業更好的創新與競爭，沃爾瑪相信，提供更環保的產品，將迫使供應商深入完善供應鏈構建，從而提升產品整體的品質表現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尤其以科技公司和奢侈品制造商為代表。

相形之下，國內銀行業推動ESG實踐的動力，更多是源于“和全球金融產業接軌”以及“業務轉型”的客觀需要。

從綠色貸款的數據來看，截至2022年末，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綠色貸款規模已達萬億元；興業銀行、浦發銀行、招商銀行等股份制銀行綠色貸款規模實現超千億元。

龐大的綠色信貸體量，不僅見證了國內銀行業在ESG實踐中的迅猛發展，也在無形中昭示了ESG區別于“門面工程”和“官方任務”的屬性。

尤其是在最近的幾年里，銀行對公業務利潤的收窄，正在不斷倒逼這一環節的高質量增長。

某種意義上，ESG指標正是對公業務最好的“助推器”。

一方面，ESG指標良好的公司，往往具備著同樣出色的財務表現，再加上國家和區域性政策的扶持，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對公業務“優質客戶”；另一方面，綠色信貸周期往往較長，也能有效緩解近年來超額儲蓄為銀行帶來的放貸壓力。

與此同時，綠色信貸自帶的“低利率”，也在無形中成為了銀行業的“價格戰武器”，幫助他們實現和優質客戶之間的“雙向奔赴”。

此前，一位國有大行相關業務負責人就表示：

“綠色貸款利率一般都會有一定的優惠補貼，特別是符合碳減排領域的業務，這客觀上降低了相關企業貸款利率。”

從這個角度來說，踐行ESG對于銀行，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判斷，同樣也是一個“名利雙收”的商業選擇。

02 ESG實踐，“向上升”還是“向下沉”？

在這基礎上，ESG對于銀行業更大的影響，還在于資本市場的開拓。

宏觀來看，全球走向“碳中和”的過程中，勢必伴隨著大量資本的流動，僅就中國而言，按照各研究機構的估算，實現碳中和的成本，最低也需要約140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支持。

龐大的金融資源需求背后，全球范圍內，行業轉型、減排技術的研發迭代，也在無形中蘊含了大量ESG投資機會。

而在這一過程中，一位業內人士就曾透露，當前階段，國內的銀行業想要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分一杯羹”，ESG評級是必備的“敲門磚”。

對此，不少嗅覺敏銳的銀行，都已經開始了提前布局。

其中，面向全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由于業務和體量優勢，往往更具備“向上發展”，聚焦“頂層設計”的契機。

這之中，作為國內首家“赤道銀行”的興業銀行，更是早在十余年前就率先開展綠色金融業務，聚焦“降碳、減污、擴綠、增長”重點領域，加快全綠轉型，并率先成立綠色金融一級專營部門。

新一輪五年規劃中，該行又將綠色銀行作為持續打造的“三張名片”的首張，并制訂了發展目標。截至2022年末，該行人行口徑綠色貸款余額6370.72億元，較上年末增長40.34%，繼續保持行業領先。

圖源：興業銀行2022ESG報告

同樣在綠色金融領域取得良好進展的，還有背靠廣闊金融生態的平安銀行。

該行自2021年成立了由行長牽頭的總行綠色金融辦公室，并成立綠色金融事業部一級部門專職推動綠色金融工作以來，一直在不斷積極支持清潔能源、節能環保、清潔生產、生態環境、基礎設施綠色升級、綠色服務等綠色產業重大項目。

截至2022年末，平安銀行綠色貸款余額1098億，近兩年復合增長率120%，增速高于行業平均水平。2023年1季度，綠色貸款余額1216億，繼續保持穩定增長態勢。

同時，平安銀行已打造出多層次綠色金融產品體系，提供綠色綜合金融服務。2022年末，該行持有的綠色債券規模同比大幅增長。平安銀行還不斷拓展碳賬戶、綠色信用卡、綠色理財等綠色金融業務。

相比之下，深耕區域的城商銀行，由于“化解地方金融風險，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定位，更多則是在“向下沉”，專注于區域金融資源的配給。

以城商行中的“佼佼者”江蘇銀行為例，近年來，江蘇銀行一直緊跟國家戰略導向，堅持從戰略高度推進綠色金融集團化發展，在服務實體經濟中堅持綠色發展理念，不斷加強綠色金融產品創新，努力打造“綠色+”系列融資模式，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江蘇銀行綠色融資規模已超4000億元，綠色信貸余額較上年末增長33.6%，其中清潔能源貸款余額較上年末增長34.2%，綠色信貸占比和增速在人民銀行總行直管的24家銀行中保持前列。

回顧江蘇銀行的綠色金融發展史，其中的精彩之處便是該行依托創新，著力打造的“綠色+”經營策略，包括“綠色+能源”“綠色+鄉村振興”“綠色+普惠”等。

其中，江蘇銀行打造“綠色+能源”的模式，更是將新能源領域作為綠色信貸重點投資方向，每年都有超百億元的新增貸款投向風電、光伏、儲能、氫能等細分行業，清潔能源貸款年均增速超過80%。

圖源：江蘇銀行2022ESG報告

上述ESG實踐的差異背后，“上升”和“下沉”的方向，也并非一成不變。

對于股份制商業銀行來說，無論如何在金融產品層面做設計，依托普惠金融和綠色信貸助力實體經濟，都是構建ESG評級的基礎，而對于區域性商業銀行來說，深耕區域經濟，不斷做大做強的背后，同樣也或多或少蘊藏著一些“國際化”的夢想。

某種意義上，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不對立，反而更像是互為依托。

下沉投資實體經濟，是充實ESG實踐，實現上升的基礎，而升入全球ESG體系，合作國際金融機構，又是下沉的動力與愿景。

03 如何祛漂？綠色金融的關鍵命題

不同銀行綠色金融路徑分化的背后，擺在銀行業面前的另一道關卡是：如何識別企業的“漂綠”行為？

這一源自海外的名詞正因中國火熱的ESG實踐逐步從小眾邁向大眾。在劍橋字典中，“漂綠”的的定義為“企業夸大自身環保行為，并誤導消費者信以為真”。

換言之，“漂綠”是企業在ESG實踐中呈現的“言行不一”的現象。交通銀行行長劉珺曾提到，“漂綠”企業或項目獲得融資后，繼續從事高碳排放的生產經營活動，造成碳排放數據失真失實，導致資金資源錯配與浪費，與“雙碳”目標下綠色發展理念南轅北轍。

有觀點認為，“漂綠”在中國企業中其實并不常見。但事實上，根據《南方周末》的調研，中國漂綠現象存在環保罰單多、知名企業多和隱秘性高等一系列問題。在其發布的《2022年“中國漂綠榜”》中，不乏特斯拉、SHEIN、新希望等大公司。

隨著“漂綠”變得不再小眾，銀行業“識綠”能力，也隨之迎來了更高的要求。

這之中，諸多痛點與難點也同時存在。

一方面，一些綠色產業難識別，例如一些高能耗企業易容易被打上“漂綠”標簽，仿佛自帶“原罪”；

另一方面，綠色產業涉及領域廣闊，行業的專業壁壘也導致相關風險較難評估，這也對金融機構的專業能力與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點，事實上也有解決的路徑。

如針對難給“原罪”企業投融資的情況，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王遙曾提出，綠色金融不包含的領域，“轉型金融”可有效補充。這種更靈活的方式，也為上述企業的融資提供了便利。

而在具體的“識綠”環節，日益蓬勃的金融科技也能提供賦能。如由興業銀行曾綜合運用知識圖譜、大數據、機器學習等技術，構建綠色企業識別模型，可以搭建以綠色企業為核心的“朋友圈”關系網絡，從而維度識別企業“洗綠”風險。

回到開頭提出的研判，銀行業的ESG，無論是出于道德判斷，還是基于“名利雙收”的商業選擇，對銀行業而言，在ESG的浪潮下，都豐富了“金融活水”的價值內涵。

正如倫敦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公司治理中心學術主任亞歷克斯·愛德蒙斯的在其《蛋糕經濟學》里分享的積極視角：

“一家為社會創造價值的公司，并不是在犧牲利潤，而是做大了蛋糕，最終提升了利潤。”

這或許也是銀行作為鏈接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橋梁，所面臨的必然使命。

眺望未來，伴隨著ESG相關蛋糕的不斷做大，社會、企業和機構，也都在期待金融業更多積極主動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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