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投資，考驗眼光和魄力。
近日，一則湖北省整合設立500億元母基金的消息引發關注。具體而言，湖北整合的這500億，由規模為100億和400億的兩只母基金組成。
前者主要培育孵化高新技術領域中小企業，后者則主要承擔湖北省級戰略性重大產業項目招引和龍頭企業發展壯大任務。
引人矚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如無意外，這將是今年迄今最大的母基金集群。”
據報道，這兩只母基金將有望引導放大設立5000億元的各類基金。而湖北大手筆投資的目的，正是“助力湖北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更值得觀察的趨勢是，成立母基金，出手動輒百億，湖北已非個例。
從泉州交通發展產業母基金、上海百億引導基金，到西安創新投資基金、成渝雙城基金正式運營，再到福建省海洋經濟產業投資基金母基金......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不少省市已紛紛入局。
據不完全統計，去年已有京津冀、山西、河南、山東、安徽、湖北、江蘇、福建、廣東、浙江等多地的百億母基金相繼誕生;今年以來，全國又至少有15家百億母基金設立。
各地為何爭相做起了“投行”生意?
湖北的算盤
“井噴”之勢下，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何為“母基金”?
私募股權投資母基金，簡稱“母基金”。如果以我國首只政府引導基金——中關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的設立，作為我國母基金發端的標志，母基金這個行業發展到現在有20年左右。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龍小燕等2021年撰文指出，除個別純市場化母基金外，國內絕大多數母基金都是中國式母基金。“中國式母基金兼具資金配置與政策引導雙重功能，指受中國各級政府和國有資本背景影響而管理的母基金。”
其中，“政府引導母基金”是主力。據其統計，政府引導母基金在中國母基金數量和規模占比約2/3，主要通過參股子基金、直投等方式，傳導擴大落實政府引導方向，“政府政策引導性突出”。其下，又分多種類型。
圖片來源：《中國式母基金的發展現狀、問題和對策建議》 數據來源：投中研究院2018年度政府引導基金調研問卷
從基金名稱上看，湖北最新整合設立的500億元母基金，似乎正是由各類型引導基金中，占比最大的兩類基金組成——“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和“產業投資引導基金”。
前者名為“長江創投母基金”，規模100億元，主要培育孵化高新技術領域中小企業;后者名為“長江產投母基金”，規模400億元，主要承擔省級戰略性重大產業項目招引和龍頭企業發展壯大任務。
作為兩只母基金的整合者，長江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是繼去年12月湖北首批五家新組建省屬國企揭牌成立后，于今年1月新組建的第二批省屬國企改革企業之一，其定位為省級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運營主體和省級產業投資基金投資管理主體。
作為湖北全省最大的產業投資集團，其動作背后透出的，正是湖北的一盤大棋。
從產業布局上看，兩支母基金以推動湖北產業升級、培育創新動能、發展壯大產業為目標，重點圍繞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現代化工、生態環保、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等產業開展投資。
長江產業集團相關負責人曾表示，通過市場化方式拓寬基金出資來源，母基金引導放大設立5000億元各類基金，重點謀劃推進新能源電池、數字產業、半導體產業鏈等一批省級戰略基金。
同時，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為企業提供覆蓋種子期、天使期、初創期、成長期直至IPO全生命周期服務，推動湖北“專精特新”優質企業走向資本市場。
城市變“投行”
這一操作不算新鮮。
深圳是國內最早發展創投行業的城市之一。早在2003年，深圳就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創業投資條例》，這也是國內首部創業投資地方性法規。其后，深圳又陸續出臺了促進股權投資發展、促進創投業發展等多個專項政策。
這些利好政策推動了深創投、達晨創投、同創偉業、松禾資本等一批具有影響力的深圳本土風投創投機構涌現。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6月底，深圳登記的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人2349家，全國占比15.7%，位居全國第二;管理基金規模1.2萬億元，居全國第三。
其中，作為政府投資平臺，深投控在2020年一舉成為深圳首個步入世界500強的國企，也是深圳第8家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這一跨越一時掀起熱議。
深圳之外，另一個亮眼的“后起之秀”，則是合肥。
去年以來，被網友戲封為“賭城”的安徽合肥，以“最牛風投城市”的標簽刷爆朋友圈。其中被人津津樂道的例子之一，就是合肥聯手戰略投資者引入蔚來汽車。
2019年蔚來虧損112億元，資金鏈幾近斷裂。連訂購的沖壓線設備，都賤賣給競爭對手了。公司創始人李斌四處融資，但肯援手者寥寥;上海、北京、湖州等地雖有意合作，卻也一波三折，有花無果。
直到2020年4月，合肥建投聯手三級國資平臺70億元“接盤”，下注期待已久的新能源產業鏈。這讓合肥獲得了蔚來中國總部的落戶;來自地方政府的支持，也穿透了蔚來的至暗時刻：
繼美股市場融資15億美元，蔚來接連獲國內6家銀行104億元綜合授信。蔚來美股股價從1.19美元飆至66.99美元，市值幾度超過奔馳、寶馬等傳統汽車巨頭。合肥“最牛風投機構”的名聲隨之打響。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上海交大中國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朱克江就曾指出，“合肥在政府投資方式上的嘗試，是一種創新，這令合肥發生了很大變化，取得了一連串亮眼成效。”
而合肥政府出巨資建立基金平臺，先后投資京東方，押注半導體，接盤科大訊飛，引入蔚來、大眾，投資維信諾......在投資界，這種以政府基金為主導、以產業招商為先導的新投資方式，甚至直接被稱為了“合肥模式”。
“井噴”與反思
創投不僅帶動合肥“出圈”，還為當地培育出三個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城市“風投”話題之下，更多地方也愈發注意到政府投資的重要意義。
《2019中國母基金發展白皮書》顯示，截至2019年底，政府引導基金總共成立了2057支，總規模超過11.57萬億;2019年一年的增量，達到121支。
另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京津冀、山西、河南、山東、安徽、湖北、江蘇、福建、廣東、浙江等多地的百億母基金相繼誕生;今年以來，全國又至少有15家百億母基金設立。
而各地設立母基金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傾向以某個或多個產業為重點扶持對象。
例如3月24日，首期規模50億元的中信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產業基金，簡稱“中信杭州科創母基金”宣布將被設立。杭州這支母基金，就將“主要投向先進制造、先進材料、生命健康、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信息軟件、集成電路等戰略新興產業”。
再往前，去年12月，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發展基金設立，總規模100億元。成渝這只母基金同樣也明確“將圍繞國家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重點扶持產業發展方向投資布局，著力培育集成電路、智能制造、新型顯示、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大健康等產業”。
時間進入“十四五”，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十四五”規劃綱要中就明確，要“著眼于搶占未來產業發展先機，培育先導性和支柱性產業，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化、集群化、生態化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17%”。
在此背景下，各地母基金“井噴”，新賽道爭奪的意味不言自明：用基金撬動社會資本，布局新興產業集群，下好一盤漂亮的“先手棋”。
其背后邏輯是明確的：要發展一個產業，就需要發揮大企業引領支撐作用，支持創新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為創新重要發源地，推動產業鏈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而只有創業投資行業高質量發展，才能更好為這些中小企業，特別是“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2019年，《金融時報》一篇財經時評就指出，“企業成長路徑必定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在初創企業中，最適合其發展的金融支持方式就是直接投融資方式。初創企業大多遵循著從天使投資到創投風投、私募股權，再到資本市場的成長路徑。”
這一方式的效果，深圳已經“打過樣”。當地創投行業的蓬勃發展，成為深圳高科技行業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當地一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正茁壯成長。截至2021年9月，深圳經認定的“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有169家，在全國大中城市中排名第4位。
但另一方面，警鐘也在長鳴。
一是“扎堆”風險。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各級政府引導基金都把引導目標鎖定在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各地發展目標出現“千城一面”的景象，“政府引導基金發展趨于飽和、投資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
二是如何考核、投后管理、資本退出等問題逐漸顯現。一些地方已嘗試破題：去年10月，《深圳經濟特區創業投資條例(修訂征求意見稿)》公布。深圳此次的修訂，聚焦的就是創投行業基金募集、基金投融、投后管理、資本退出等難點問題。
三是實操過程中的“度”如何把握。
中科院科技成果轉化母基金掌舵人、中科院創投董事長吳樂斌曾表示，地方政府引導成立百億母基金來推動科技創新的初衷和愿望值得肯定，但應該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時時追問初心：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了嗎?如何避免形式主義和本位主義?
原科學技術部部長萬鋼此前也強調：“政府引導基金要牢記使命，不忘初衷，任務是引導市場，而不干預市場，要雪中送炭。”
正因如此，當下百億母基金越是“遍地開花”，各地或許更需要“冷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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