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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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力拼經濟的2023年，隨著31個省市自治區政府工作報告的相繼出爐，各地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均已明確。而這背后，也有很多深意值得揣摩。

01先來看看各地對于2023年經濟增長預期幾何。

據公開信息顯示，31個省市自治區設定的GDP增速數值范圍在4%~9.5%區間，其中有25個地區都將增長目標設定在5%~6.5%，以6%左右居多；4個地區將目標增速定在了7%以上，最高是海南的9.5%左右，西藏、新疆、江西緊隨其后；目標增速最低的是天津（4%）和北京（4.5%以上）。

與此同時，截至目前已有20余個省市自治區公布了2022年GDP總量和實際增速情況，除北京、海南只指出“正增長”的趨勢外，其余省市都公布了具體數值，范圍在2%~5%，其中最高為江西（預計5%）、寧夏（預計5%左右），最低為重慶、貴州、廣東，均預計為2%左右，絕大多數地區的實際增速均未能達到2022年初設定的預期目標。

對比可以發現，各地設定的GDP增長目標普遍都要高于2022年的實際增速。

原因其實不難理解，從大環境來看，自去年年底疫情防控方案大幅度優化調整以來，曾經擾動各行各業運行的不利因素已經在日趨弱化，而近期隨著各地相繼官宣“疫情高峰已過”，整體形勢進一步穩定向好，整裝待發；從政策面上看，去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重點強調，要“做好明年經濟工作”，隨后各地也都紛紛響應號召，做出“全力拼經濟”表態的同時，接連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組合拳。再考慮到2022年的低基數效應，基本可以斷定，只要不出現超預期的“黑天鵝”事件，那么2023年國民經濟的強勢反彈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而各地對于全年GDP增長目標的設定，既彰顯出推動經濟重回正軌的決心，也為市場傳遞了積極振奮的信號。

需要指出的是，與2022年的目標增速相比，今年有21個省市自治區將目標增速進行了下調，幅度多為0.5~1個百分點。原因可能在于，各地雖然普遍對于2023年的經濟修復充滿信心，但從現實層面看仍存在著一些障礙和壓力，比如因此前疫情防控而造成居民部門與中小微企業的“疤痕效應，”以及外需的疲軟給一些外貿大省帶來的增長壓力等等，復蘇基礎并不牢固，仍需要時間去消化調整。

不過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各地的務實態度——即在立足于自身經濟現實狀況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地制定新一年的增長目標，而不是刻意地去追求高增速，以免適得其反。

綜合各地GDP增長目標數值，我們還可大體預判，2023年全國經濟增速目標大概會設定在5.5%左右的區間范圍內，這相比于2022年全國經濟3.0%的增速來說，同樣是一個大幅度的提升。

02進一步分析各地2023年的增長目標，我們還可以發現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中西部地區的預期增速大多要高于東部地區。

根據前文內容，位于中西部地區的西藏、新疆、江西、安徽、寧夏、湖南、湖北、重慶、甘肅等省市自治區，其增長目標普遍都在6%以上，反觀東部發達省市，增長目標普遍不及中西部地區，其中廣東、江蘇、山東和浙江等經濟大省，都把增長目標設定在了5%上下。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各省市經濟總量往往要小于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的省市，低基數效應使得這些地區更容易保持較為良好的增長速度，而廣東、江蘇等經濟大省的經濟體量已經夠大，產業體系和基礎設施也都已經足夠成熟，想要實現較高的增速，難度無疑更大；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各省市人口密度要遠低于東部省市，且人員流動性不高，此前疫情防控壓力相對較輕，經濟遭受到的沖擊比東部發達地區要有限得多，故而修復起來理應更為順利。

事實上，盤點近些年各地的經濟數據，中西部地區普遍都要高于東部，這意味著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動能已經逐漸由曾經的東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中西部地區也有望在國民經濟發展道路上繼續發揮重要的支撐作用。至于東部地區，經濟基礎已經頗為扎實，與其盲目地追求增長，倒不如在解決民生問題、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做文章，如此才能實現更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

再如，海南獨占鰲頭，天津目標墊底。

各地當中，最為亮眼的莫過于海南9.5%左右的增長目標，在所有省市自治區里獨占鰲頭。在我看來，海南這一增長目標的設定并不夸張，而且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原因在于海南是旅游大省，服務業占比在60%以上，且消費一直都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然而2022年受國內多地疫情屢次大面積反彈的影響，很多地方都采取了較為嚴格且長時間的防控措施，人員跨區域流動受阻，導致旅游市場持續低迷，嚴重影響到了海南經濟。而隨著防疫政策的調整，人員流動性逐漸恢復，旅游市場的困境反轉已在路上，這對于海南而言無疑是極大的利好；再疊加自貿港政策紅利的加持，以及免稅消費回流的助力與2022年低基數效應的影響，海南經濟有望迎來極為強勢的反彈。

相比之下，天津4%的增長目標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排名墊底，似乎有些不太光彩。

客觀地講，天津近些年的經濟形勢的確不太樂觀，而這又不能完全歸因于疫情的影響，因為早在疫情發生之前，天津經濟就已經出現了問題，2017年起天津GDP增速開始低于全國整體水平，2018年天津GDP還能高居全國各城市第6位，而2019年就滑落至第10名，2020年和2021年甚至跌出前10名，排在第11位。

之所以會如此，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天津的經濟結構失衡。就產業結構而言，天津傳統產業占比相對較高，石油、化工、汽車合計增加值占天津規上工業的比重超過四成，銷售占限上銷售額近三成，而新興產業發展相對欠缺，產業升級乏力。近年來，受石化產品需求不振以及國際油價震蕩等因素的影響，天津的傳統產業遭受重創，利潤下滑的同時，也嚴重拖累了全市工業的增長。此外，天津民營經濟實力較弱，市場活力不足，抑制了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這些問題，或許也是未來天津需要著重解決的地方。

03

通過梳理各地公開的2023年重點工作安排后可以發現，“消費”和“投資”是不折不扣的關鍵詞，這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著力擴大國內需求”、“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要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有效帶動全社會投資”等要求也是相一致的。

事實上，面對國內外各方面形勢的變化，我們已經不能繼續把增長的主要動力建立在疲軟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礎之上，而是應當著眼于對國內市場的進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來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正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著力于修煉內功以提升經濟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舉。尤其是考慮到在此前疫情嚴格防控期間，我國內需一直被壓制，難以得到有效釋放，而當前防疫措施的大幅度優化調整，也賦予了我國內需極大的回旋余地和反彈空間，自然是大有文章可做。

擴大內需的著力點，當然要放在消費和投資上，這便是各地都將二者擺在重要位置的原因所在。

那么，各地應該如何促消費呢？

在我看來，短期內發放消費券和舉行促銷活動等方式仍是提振消費的有效辦法。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給低收入家庭和貧困群體直接發放現金，效果要比發放消費券更好，因為低收入家庭與貧困群體對收入的變動更加敏感，哪怕僅有幾百塊的“意外之財”，都能極大地改善他們的生活。因此，我們可以探索現金補貼與消費券發放相結合的多元化補貼方式，充分發揮二者各自優勢，精準實策應對風險，繼而在促進消費復蘇的同時，改善居民整體福利。

另外，各地還需要加大力度穩就業，因為就業是民生之本，有了穩定的工作，才能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特別是應當通過通過減稅降費、發放補貼、減少裁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多個方面來穩定中小微企業的運行，從而在激發市場活力的同時，穩住就業大盤，讓越來越多的人擁有更加穩定的收入來源，繼而敢于消費。

站在中長期視角，各地還應當加快破除抑制消費的一系列障礙，如切實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著手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并且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要妥善處理居民的養老、醫療問題，以此來解決民眾消費的后顧之憂。

而在投資方面，各地應著手于優化投資結構，拓展投資空間。

一方面，各地需要認清投資方面存在的短板，比如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任務依然很重，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養老、嬰幼兒托育等領域的相關設施供給不足，脫貧攻堅（脫貧住房、棚戶改造、公租房等）以及農業、水利等領域仍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等等，在此基礎上加以優化完善。

另一方面，各地應推動更多資金投向能夠支持形成新增長動力的領域，如高端制造、先進技術等，同時還應著眼于未來，加大力度布局新基建領域的投資，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營造有利條件。如此既可以在短期內起到穩增長的效果，又可以為各地經濟長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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